其实，很多温州人期盼的不仅仅是把民间借贷从“地下”引到“地上”，也不仅仅是成立更多的小额贷款公司或村镇银行解决企业融资难，他们或许需要一场更加深入、全面的转型和改革。
晚上8点，温州市中心的路上车并不多，商场里也冷冷清清。做汽车配件出口贸易的黄先生对记者说，“要是在2010年，这里肯定堵得厉害，温州人喜欢晚上出来逛街，商场热闹得很。现在不行了，经济形势不好，大家都恨不得把钱放在口袋里，这样才觉得踏实。”或 许，人们的悲观情绪还未散去。有人说，温州的金融危机并没有平息，最困难的时候可能还没到来。也有人说，这是温州经济发展到一个节点必然要经历的阵痛，该来的总会来，这就是规律。
有钱人不敢借
2010年，国家连续13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大量的金融资本冻结在银行，由于资金紧张，温州大量中小企业难以为继。那时，温州方兴担保公司的董事长方培林的电话多得接不过来。“大家都来找我借钱，可我能帮助的也毕竟是少数。”方培林说，“现在大家就算有钱也不敢借了，风险实在太大了。”年近六十的方培林已在民间金融领域活跃了几十年。
1984年，他发起成立新中国第一个拥有工商营业牌照的私人银行“方兴钱庄”。2005年，借着《担保法》出台的春风，他又成立了温州市第一家担保公司。2008年，国家银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出台《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方培林又跃跃欲试，但由于发起人资格与温州市政府出台的具体政策不相符，他被挡在了门外。
经历了近两年温州金融市场的大起大落，方培林感叹道，“现在在温州，别说是打击高利贷，就是鼓励也没人敢放贷了。这次金融改革是一次民间金融发展的历史契机。今后，民间金融市场逐步放开，在农村大力发展小额贷款公司，自然能平抑民间的借贷利率。”温州人民电器集团董事长郑元豹则认为：“成立小额贷款公司只能说叫赚钱，它不能叫发展。只有打破金融体制桎梏，成立民间银行与商业银行、国有银行进行竞争，才能真正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在采访中，郑元豹直言，在如此危急的时刻，鼓励民间发展小额贷款公司，这是让民间资本承担风险，“这种改革不叫改革”。
去年，郑元豹找到杭州的一家村镇银行为发起人，自己作为第二大股东，在乐清市成立了一家村镇银行，一年就做到了18个亿。这家村镇银行帮助了温州电器行业十几家企业渡过了难关。“对于一些优质的企业，只有银行才能真正帮助他们，小额贷款公司利率较高，企业贷款的压力也会很大。”郑元豹坦言。
企业家度日难
温州的打火机闻名世界，可这两年打火机企业的日子也不好过。温州市打火机协会会长、温州日丰打火机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发静接受采访时说：“整个行业的规模从金融危机前的500多家缩减到了100多家。我们企业的员工也从去年的500多名减到300多名。今年1—3月份的订单比去年同期减少了40%。订单的减少是最直接的，而利润的减少则是最要命的。”
在黄发静看来，这次温州成为金融改革的试点是个历史性的机遇，如果做得好，可以为全国提供一个可以复制的版本，但是如果搞得不好，温州的经济肯定会雪上加霜。
“这次改革，有几个问题一定要注意。一是金融的安全，温州民间借贷危机发生后，最大的损失是让大家丧失了信誉，如果不能重新建立信誉，肯定后患无穷；二是所有的人只看到融资难，可是融资成本高的问题怎么解决？温州的小额贷款公司月息一般维持在一分八，年息差不多在20%左右，需要融资的人贷得起吗？三是要防范风险，如果金融监管不到位，温州的问题也很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区域性的金融危机。”
黄静发谈道，如今实体经济发展面临很多困难，很多企业无法解决，企业主们迫切希望看到的是一些务实的改革。他认为，银行并没有像外界所传的那样在支持中小企业。“银行永远只会锦上添花，绝不会雪中送炭。企业到银行借款，需要不动产做抵押，不动产会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的不同状况而不断升值或缩水。”
黄发静的企业以前仅凭厂房就可以贷到5000万，去年房地产降价，同样的厂房现在最多能贷到3000万。而一些小微企业，厂房都是租的，连不动产都没有，更别提去贷款了。黄发静表示做实体经济一般正常的经营生产用作流动资金的量并不大，除非有些企业有一些额外的投资。但是，如果企业需要更新换代，要转型升级，肯定需要融资。
“任何一个做企业的都想做好。但现在内外部经济发展环境都不太好，我们已经没有动力去想怎么把企业做得更好更强。周围的企业家现在很少谈要赚多少钱的问题，都是先想办法活下来。如果企业死了，连机会都没有了，还谈什么发展？”
温州人缺什么
在很多人印象中，传统的温州人为了生存很能吃苦，因此也积累了让人羡慕的财富。现在有一些低调的温州人在继续做实业，也做得不错。还有一些人在企业发展中遇到困难时打了退堂鼓，就选择去做一些比较轻松的事情，譬如做一些短平快的投资项目，像房地产、股市等投机性强、可以快速赚钱的项目。
“目前温州大部分企业还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升级进行得很慢。而且绝大多数民营企业都是家族式的，管理理念和方式十分落后，与现代市场格格不入，这些企业也就越来越不景气。其实，这并不是企业家变坏了，而是有些观念上的惰性出来了，创业精神开始消退。”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郑元豹认为，改革开放头30年是一个洗牌阶段，这之后就是一个老化阶段。传统的中小企业要么整合起来做大做强，要么就在这个过程中被淘汰掉。
“去年倒闭的企业都是在做金融投资、期货、股票、赌博等，真正熬下来的都是好企业。一个企业的自有资金和贷款资金必须是相匹配的，如果自己没有资金，发展都要靠融资，就只能是恶性循环。银行给这样的企业贷款，不是在救他们而是害他们。该淘汰的企业不如让它安乐死，把剩下的企业整合发展，做精做专。不这样实现转型就只能是重复投资。”郑元豹说。“温州这个地方很特殊，消费高、房价高，缺少文化氛围，真正的高端人才留不住。比如说，在上海年薪100万，在温州年薪120万，那些高端人才肯定愿意在上海。”在黄发静眼里，温州除了好的气候条件，没有什么其他优势。
对此，温州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负责人黄伟建也有相同的感受，“很多温州人都知道努力去赚钱，但不知道努力去学习、研究。”
一直以来，黄伟建都认为知识大于资本，所以，他从香港请来了曾给戴相龙担任过秘书、在中国东方航空集团担任过集团财务公司总裁，有着丰富的资本运作经验的李坚平担任温州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的主任。来到温州以后，李坚平逐渐发现，温州虽然企业很多但亮点很少，没有好的项目可以投资，而一些好的项目吸引了民资，却又没有相应的金融产品去配套支持，最后只能利用境外的投资平台去做这些事情。
李坚平认为，现在温州的经济属于低级繁荣，城市建设不行，产业也不行，民间资本流动又不规范，如何转型是温州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温州应该对企业家跑路、吴英案等这些案例进行深刻剖析，从中找到规律性的东西，然后在体制和机制上找到突破点。关键要看政府有没有眼光和魄力这么做。”
真正走实体经济的路子，温州必须要有自己的拳头产品。而目前，温州并没有拿得出手的响当当的品牌。“对于一些好的企业，政府应该引导，把一些同行业的快要倒闭的企业进行资产重组，形成产业集群。”中国投资研究院副主席、温州铧亚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林玉喜接受采访时说，温州政府一定要把发展思路调整过来，要像山东省政府扶持青岛海尔集团、广州省政府扶持TCL集团一样，做出温州的拳头产品，为民营企业引导正确的发展方向。
“为什么温州的土地费用这么高？这样一来别的地方就能够把温州的资本吸引过去进行投资。”林玉喜说，接下来他要设法把温州的山寨机产业链同北京某公司发明的手机芯片结合起来，集成为一个品牌。如果温州市政府能够建立一个高科技开发园区，在税收、资金等方面给予优惠，相信能够为温州的经济发展打造出新引擎。
在采访中，黄伟建表示，劳动力成本提高，原材料价格上涨，产业转移和转型都是经济发展的规律。企业家对发展趋势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也必须接受现实。“我们常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适应时代潮流的人才能走得更远。希望政府引导民间资本投资一些更好的项目，促进温州经济从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发展。未来的温州一定会成为民间资本的投资地。别看温州人后知后觉，但是只要厚积薄发，信心总会建立起来的，温州也会恢复过来的。”黄伟建说。其实，很多温州人期盼的不仅仅是把民间借贷从“地下”引到“地上”，也不仅仅是成立更多的小额贷款公司或村镇银行解决企业融资难，他们或许需要一场更加深入、全面的转型和改革。
（责任编辑：袁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