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话消失在校园 (图1)
不知从何时起，上海小孩说上海话成了一个大问题。前不久上海社科院发布的《2012年上海市中小学生成长情况最新调查报告》显示，即使是上海本地出生的中小学生，也只有60%左右“基本会说上海话”。
如今在小学初中校园内，已几乎听不到学生之间的吴侬软语。而在家庭里，孩子们强大的“推普”力量甚至“逼迫”年逾古稀的爷爷奶奶也卷着舌头讲起洋泾浜普通话来。
普通话说习惯了，要学生说上海话，他们倒感觉别扭和困难。一个学生直截了当地说：“不想和妈妈说话，因为说上海话太累。”
有老师意识到上海话面临的生存危机，自发地设计拓展型课程，但学生们五花八门的发音却让老师哭笑不得……
上海话消失在校园
黄奕辰，虹口区教育学院实验中学初一学生，最近正享受着成为“明星”的滋味。在全校直播的上海话大赛上，他作为班级选出的唯一代表，参加沪语朗读项目比赛。谁料，原本踌躇满志的他手拿朗读稿却突然卡了壳。据在场的老师描述，一贯口齿伶俐的小黄看着稿纸满脸通红，着急地用京腔京韵大声问道：“这个词怎么读啊？”这句冷不防冒出的普通话从喇叭里传出，片刻寂静之后迅速笑翻全校每个教室。黄奕辰虽然最终被淘汰，但也一举奠定了全校“名人”的牢固地位。
事后，他最忙的是反复向同学老师解释，自己真的是认得“囡囡”这个词的，只是一下子读不出来。而比他更郁闷的是袁曦和王丽丽两位老师，作为开授上海话拓展课的老师，他们本来为这次沪语比赛精心准备了三轮竞赛试题，用沪语读文章本来只是比赛的第一个环节，后面还有词语搭配、绕口令、沪剧表演等，没想到第一个环节就把所有选手都淘汰了。
袁曦老师在台下听学生用上海话比高低，心里是一边笑一边在叫“作孽”：“学生用上海话读文章是一个词一个词从嘴里蹦出来的，完全不知道他们读的是什么意思。我估计那时他们脑子里正进行复杂的运算——先要把书面语翻译成普通话，再把普通话翻译成上海话。”
王丽丽老师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个学生横竖不肯吃饭，妈妈蹦出一句：“等侬爸爸回来，给你吃‘麻栗子’。”结果孩子马上打爸爸电话“你快回来，我要吃‘麻栗子’”。
“一些学生即使能听懂上海话，也大多不会说或不愿说，还有相当一部分本地学生已经听不懂上海话了。”作为一名小学音乐老师，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教师张菊在课上介绍本民族音乐时，感受到了本土音乐文化传承的危机：“音乐课中有戏曲也有童谣，几年前，我们老师在教研活动中都不约而同地聊起，学生沪语的发音越来越不准，会的童谣越来越少，简直都没办法上课了。”由此，她产生了教学生上海童谣的想法。
然而在教学中，学生们的发音实在让张菊老师哭笑不得，他们是用普通话的语音语调说上海话，“一只馒头”读成“一只满头”，“一把”读成“一爸”，“几块洋钿”读成“几夸钱”，“炒虾”读成“炒花”。另外，像“老伯伯”，“八十八”这类上海话里的入声字发音，学生已经完全无法理解，看着老师的嘴都不知道这声音是从哪里发出来的。张菊老师为此特别把一首八字歌谣作为保留节目，鼓励学生课间练习比赛。
黄奕辰参加的是学校王丽丽老师的《我也来说海派清口》拓展课。谈起上课初衷，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肚子：“我妈说，上海人怎么能不说上海话？本来吃饭时和她开心地说学校的事情，结果她叫我上海话说不灵清就不要吃饭。我上了这个班，竟然发觉自己上海话说得还算好的。”
上海话消失之谜
“上海话为什么老师可以讲，我们小朋友就不能讲？”作为参加张菊老师课堂学习上海童谣的积极分子，卢湾一中心三年级学生陈小瑜正为自己无法在同学中施展特长而烦恼：“我对老师不敢讲上海话，跟同学讲上海话，他们还是跟我说普通话！”上海小孩不会说上海话，一个普遍的观点是学校推广普通话的力度太大。可以印证的一点是，从上学开始，上海学生就不会说上海话了。
身为小学教师和小学生家长的余珏自己也搞不清楚什么时候儿子开始不和自己说上海话了：“他最早还是会说上海话的，但是从认字后，教孩子当然要用规范语言，我用普通话给他讲故事，教他学拼音，帮他辅导功课，上学之后孩子索性满口普通话了。”另一位老师谈到，在多年以前学校对教师考评有“上课是否推广普通话”这一项，如果老师上课漏出来一句上海话，马上会有学生投诉。现在这条规定没有了，但是“推普”还在继续。
上海话从校园消失，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客观原因——近年来上海中小学非户籍学生日渐增多，普通话更成了必要。瑞金二路小学有一大半的学生并非上海户籍，徐雪军老师有一次上课一不小心漏了一句上海话，讲台底下所有学生异口同声地说：“老师请讲普通话！”
这些孩子出生在上海，生活在上海，但因为没有上海户籍，他们成了一群特殊的“本地学生”。在虹口区教育学院实验中学，这群学生已经超过半数，在瑞金二路小学则已是大多数。不少“新上海人”家长对孩子学习上海话抱着无所谓甚至反对的态度。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上海学生与他们的日常交往也越来越多地需要使用普通话。
而另外一个原因似乎也不容忽视。“我们小时候住在弄堂里，有很多小朋友一起玩，玩的时候自然而然说的都是上海话。现在学生课余开展团队游戏的机会很少，说上海话的机会更少。”王丽丽老师认为，现在学生不会说上海话并不完全是校园“推普”的原因，而是学生日益繁重的课业负担占据了他们的业余时间，他们没有了玩乐的时间，没有了与他人和社会交流的时间，上海话逐渐失去了“用武之地”。
一道来讲上海闲话
德国威廉·冯·洪堡曾经说过，“每种语言都反映了一个民族的精神和智慧。”即使作为一种方言，上海话也同样如此。虹口区教育学院实验中学田晓蕾同学说：“外边传上海文化要失传了，所以小姑娘讲上海话更要豁得出去，上海话学了之后才发现，周围念‘我’没一个标准的，顿时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呀。”
张菊老师发现，越是小的孩子，语言模仿能力越强，她的教材配套录音原本是找三年级学生，最后还是一年级学生读音练得最地道。不少小学低年级学生只要几个星期就能学会上海话。
虹口区教育学院实验中学胡珍校长认为，附着在上海话语言背后的，有上海的历史，地方的生活，更为直接的是海派文化，包括沪剧、上海说唱、上海滑稽等。袁曦老师在课上介绍了上海的弄堂游戏之后，学生们大叫：“老师，你们小时候太开心了，竟然可以这么玩！”
这些教授上海话的老师们都表示，自己并不是试图要在多大程度上普及上海话，试图使其重新回到课堂教学之中，而是希望能将上海话所承载的教育意义充分利用起来。学校课程活动并不是单单只有学习、考试，而是可以通过各种活动让学生感受到成功的喜悦和自己的价值，上海话表演学习能使学生乐在其中。
王丽丽老师已经感受到了表演海派清口对一些所谓“后进学生”的巨大激励作用。“有个学生原本成绩很差，也没有朋友，但是他上海话说得顶呱呱，在学校十四岁集体生日展演上他上台表演，同学们给了他最热烈的掌声。”
卢湾一中心校长吴蓉瑾将学校的上海话童谣视为课堂教学之外返璞归真的一种“自然”：“与其家长花这么大力气创造英语学习环境，为什么不能好好和孩子说说上海话呢？”她向家长征集上海的老照片，在校园里制作成照片墙，让家长与孩子一起寻找自己的上海故事。“我们把课程放大，不仅仅只是课堂。通过上海话、上海童谣开展乡土教育、情感教育和德育教育，最终还是要回归到感染学生，让他们觉得上海话有味道，有吸引他们的地方。”作为一个上海人或者新上海人，热爱这片生活的土地并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而是落实到一花一草一土一木上的，而上海话背后所包含的海派文化、海派精神不仅吸引了学生，还吸引了家长，这不是一种最好的教育资源吗？
最近，国家语委“十二五”科研工作座谈会上传出消息，上海已在着手制定“上海版”国民语言应用能力指导标准，从语种能力、语言技术、语文文化能力、学习能力等多方面入手，这些特别举措就是为了缓解上海小囡不会说上海话的尴尬。
张菊老师非常羡慕台湾地区民间力量对于闽南话的保护，她班上有个台湾学生暑假回去参加民间开办的闽南话考级。“他们鼓励学生听闽南戏，考试也做得比较好玩，比如二级考试就是说说十二生肖，这些活动能吸引学生。我相信上海话也有其自身的魅力。”
黄奕辰最近又在苦练上海话了，袁老师告诉他，11月底学校的上海话朗读比赛又将开赛，而且这次难度更高，是双语翻译比赛——看着英语，用上海话说出来。
上海话蕴藏的教育资源
对于上海话在中小学校园的消失，张菊老师连称“可惜”：“上海话的童谣、绕口令对学生早期语言发展有利，而吴语系发音对英语学习的N、M语音语调也很有帮助。”
中国基础教育发轫于上海，最早期的课堂语言是英语和上海话，长期的教育实践和数代教师的心血使得上海话里沉淀了大量的教育财富。
王选院士曾回忆南模老校长赵宪初上课的场景，印象最深的就是赵校长那一口生脆的上海话。赵校长虽然是古镇西塘人，但上课全用上海话和英文。“赵宪初先生教三角，上课从来是笑嘻嘻的，他风趣地把俄国数学家罗勃契夫斯基叫成‘萝卜吃死鸡’，使我们印象极深。”赵宪初上课，教材是他自己编的，一边教数学，一边教英语，当然还有上海话。他教抛物线，parabola，上海话就是“怕老婆啦”，对数上面的首数（characteristic）与尾数（mantissa）乃是“刻一刻立刻知”与“问点啥”。更加厉害的是他在课堂上还有数学公式的沪语歌，他用上海话负责领唱，全班弟子们跟着合唱：“X，等于/两A分之/负——B/正负/开方/B——方/减——4AC——”有位南模校友还根据赵先生当年在课堂里的声调请人谱写了曲子，以使这首沪语公式歌能流传下去。
事实上，上海话与普通话并非“你死我活”，而且曾经确实有过一段“和平相处”的和谐时期。上海学校内推广普通话早在民国早期就已开始，并且由于上海繁荣的文化和较高的教育水准，作为中国文化出版中心的上海，普及“国语”工作斐然。至少迟至1931年时，上海中小学校已经普遍用普通话（国语）上课了。但同时，上海话依然蓬勃发展，并没有因为推广普通话而造成阻碍。
胡适在回忆录《四十自述》中恰好有一段他中学时代在上海学校学习上海话的经历：“我们现在看见上海各学校都用国语教授，决不能想象二十年前的上海还完全是上海话的世界，各学校全用上海话教书。学生全得学上海话。中国公学是第一个用‘普通话’教授的学校。学校里的学生，四川、湖南、河南、广东的人最多，其余各省的人也差不多全有。大家都说‘普通话’，教员也用‘普通话’。江浙的教员，如宋耀如、王仙华、沈翔云诸先生，在课堂上也都得勉强说官话。我初入学时，只会说徽州话和上海话；但在学校不久也就会说‘普通话’了。”
胡适的经历似乎从另一个侧面消除了对于“推普”的担心——认为说上海话会影响“推普”的成果。胡适1904年初到上海，“全不懂得上海话……许多小学生围拢来看我这乡下人。”不过四十天之后，胡适就已经能听懂并勉强能说几句上海话了，并因为喜欢四川话的简洁好听而练得一口好“川普”，三种语言熟练运用终生。
上海话对学生一个更大的作用在于，它是一种母语，而母语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越来越多的上海老一辈发现，自己怎么和年轻的孙辈说话像隔着一层《新闻联播》，这可以看作是普通话侵入私人领域造成的负面影响。上海话或母语，当运用时，往往所代表的是一个私人的空间，即使是在学校、社会等公共场合，往往也代表着一种私人交往的含义，在这期间也就自然而然包含了鲜活、温情、自由的感觉。而当一个人在他乡听闻母语时，那更是一种温暖的感觉。
田晓蕾同学解释：“我只和关系好的同学说上海话。”张菊老师现在上课时会说几句上海话，学生听到会很欣喜，他们觉得很亲切。“我对学生说‘你今天唱歌很好’和‘侬今朝唱嘞老灵额’——对于学生来说，他们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同样，有时候普通话的批评太过严肃，用上海话批评，学生们在情感上更易接受。”
已故的小学语文教育专家商友敬教授曾对他掌握的三种语言作了概括：“（我）到了家里对父母长辈用扬州话，亲切舒适；到了学校用上海话，与同学亲密无间；普通话则是一种比较庄重严肃的语言。这三种语言充盈了我生活的三大空间。”商教授这段话概括了他对三种语言的适用范围：母语——家庭，亲人，半母语——私人交往，普通话——社会交往。
（责任编辑：魏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