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3日上午，北京确诊第一例H7N9禽流感患者后，600多公里外的山东东南部的一座村庄里，当地一位宣传干部给北京的朋友发了条短信：“给你捎点口罩吧。”之后，他又热心地对身旁从北京来的记者说：“回去时给你也捎点儿，戴了总比不戴强。”
这是位于胶东半岛的大店村，中国民用口罩的主要产业基地之一。这个2200人的村庄拥有300余家与口罩相关的企业，被人们称作“口罩村”。去年，大约9亿只口罩从这里走向全国和世界。当地人骄傲地宣称，市场上80%的民用口罩都是大店出品。
随着H7N9禽流感开始向北京、河南等地蔓延，口罩这种不起眼的日用品再度进入人们视野。不过，在民用口罩的生产地大店村，这个话题的吸引力还比不上周末的集市，H7N9病毒也没有让村里的订单多起来，趴在缝纫机上的计件工人没时间聊天，机器上的口罩大多是轻薄带蕾丝边的春夏款。
“有没有病菌跟俺一点关系都没有。”49岁的大店村口罩协会会长姜秀彬带着浓重的胶东口音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他甚至有点忌讳把大店的口罩和禽流感联系到一起。“俺本身做的就不是防病菌的，就是民用口罩，功能就是防尘、保暖、防晒、时尚。”他使劲儿强调。
“H7N9没出现，我们也照样生产。”当地一位宣传干部解释，“可能这对我们是个利好消息。人的自我保护意识增强了，本来不戴口罩，现在戴了，本来换得不是那么勤，现在勤了。但我们是被动的，肯定也不希望发生禽流感。”
村民自己很少戴口罩，却喜欢盯着别人的口罩看。
大店村距离县级市胶州20多公里，途中要穿过数片农田和一座铁道桥。县城的出租车司机轻车熟路就能找到这里，一位中年司机说，每年都能拉好几拨去大店的外地人，对方刚说出“大店”这两个字，他就知道是去“看口罩”的。
不过，这个季节的大店村显得有些冷清。尽管每隔几米就矗立着一家口罩厂的招牌，但街上空荡荡的，走进工厂才能看到埋头干活的人。村口专门为外地经销商而建的招待所里没有一个客人，就连国道旁边的货运公司都显得有些萧条。一个东北口音的中年男人一手插着兜，一手指着码在墙边的几箱口罩说：“现在是淡季，得等四五天凑够一小车才能发，要不连油钱都不够。”
半个月前，大店村还不是这样子。那时正值换季，外地经销商来村里订货，“一个经销商前脚刚走，后一个经销商又进来了”。今年年初全国发生大面积雾霾，一家口罩厂的老板忙得只有在工人吃午饭时，才有时间和来采访的记者聊上几句。而在10年前的“非典”期间，“来进货的人多到数不胜数”。
大店村的口罩生意，源自1988年，村里一位名叫姜以习的老人去兰州走亲戚，发现那里一到秋天就开始起风沙，在街上走一圈，牙齿上全是尘土。当地人喜欢戴老式系带的白纱布口罩出门，既保暖又防风沙。这个成本几毛钱的口罩在那里能卖到一块钱，姜以习和几个村民开始做起口罩生意。
当时，姜秀彬是个20多岁的年轻人，在村里第二批进入口罩市场。最初，他只雇了两三个本村妇女，做的是最简单的白口罩。那时的大店只是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他们得坐36个小时的火车硬座，在兰州的批发市场里租半个摊位，自己推销口罩。
如今，姜秀彬不太愿意把大店的口罩发展和环境问题挂上钩，他更喜欢将其称为“富民产业”。“如果不做口罩，在农村没有别的，就是种地，生活和现在肯定不一样，地里能出来多少东西？要想增加收入，就得出去打工，可60岁的老太太人家也不用啊，但干口罩就能用。这300多家企业，解决多少劳动力啊，我初步计算就是6000人！”他说。
尽管如此，沙尘暴、“非典”、雾霾和禽流感这些关键词，还是成为人们谈论大店村时绕不开的话题。“俺都知道，哪出哪出(疫情)的，俺们就交流交流，也挺关心。”口罩工人王文兰说。
当北京出现第一例禽流感患者时，这个72岁的老人正坐在小马扎上，手里拿着一把大剪刀，身旁堆着几摞雪白的口罩。2004年村里发展口罩产业后，厂房取代田地，她就去口罩厂打工，负责剪断口罩的线头。王文兰说自己闲不住，家里条件也一般，每个口罩能让她挣到6厘钱，一年的收入超过两万元。
这里的人们自己很少戴口罩，但走在街上、看电视时，总喜欢盯着别人的口罩看。去年冬天，村民姜瑞娥在外地看见一个戴着灰色口罩的农村妇女，她兴奋地对旁边的人说：“这个口罩是俺家做的。我一看就看出来了，上面绣着猫头，这里还有个尾巴。”她笑着用食指在空中画了个圈。
（责任编辑：吴肖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