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医学证明》是人生第一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规定的具有法律效力的重要医学文书。
然而近年来，在一些不合理需求的推动下，这一纸由国家免费发放的证明通过种种渠道流入“黑市”，甚至被炒至数万元的高价，其所带来的严重社会后果已逐渐显现。
近日，江苏省丰县人民检察院立案查处了一起妇保领域渎职犯罪案件，5名被告人均已获刑。在这起案件中，3名公职人员在两名“黄牛”的牵动下，违规签批、补办《出生医学证明》80余份，其中40余份涉及山东、安徽、河南地区，对户籍管理造成了恶劣影响，引发“漂白”拐骗、拐卖儿童身份的社会问题。
在此之前，《法制日报》视点版已连续多年关注该领域犯罪，为探清该问题根源，记者曾从福建省永安市追踪11份违规《出生医学证明》至河南省信阳市，但其中一些问题仍未找到圆满的答案。江苏丰县这起案件发生后，丰县检察院组织专门力量对这起窝串案进行调研分析，发现了其中多方面的监管漏洞，恰恰解答了福建永安11份违规《出生医学证明》如何流出的问题。
渎职致出生证明非法流出
1037.8公里。这是河南省信阳市与福建省永安市之间的距离。
这个距离曾经在2011年让永安市公安局燕北派出所户籍民警翁秉锐颇为疑惑——在短短的一两个月内，3对永安当地农村夫妻拿着千里之外的信阳市妇幼保健院开具的《出生医学证明》前来上户口。
同样感到疑惑的还有该市燕西派出所的户籍民警赖铭建：“从2011年4月开始，陆续来了7对夫妻，全部持信阳市妇幼保健院的出生证明来给孩子上户口。而且，这些人都来自本地吉山、霞岭、上吉山3个村庄。”
户籍民警随后找到分管这些人所在社区的民警了解情况，得到的反馈是，这些人从未离开过村庄。疑点落在了那些来自同一所医院、盖着相同印章且有多张连号的出生证明上。
经公安机关全市核查，类似的出生证明在永安市一共出现了11份。在初步调查后，出生证明的源头被指向了两个人——在永安市燕西街道上吉山村经营药店的吴莲和同村村民朱霞。
办案人员告诉《法制日报》记者，最初他们怀疑这些证件是伪造的，但最终经过鉴定，证实它们并非假证。公安机关开始了对这11份证明源头的追踪，并最终得到信阳市卫生局证实：“由于信阳市妇幼保健院管理不善，造成了国家法律证件遗失的不良后果，我局责成该院立即进行整改。”
此案以“黄牛”吴莲被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而告终。但这些证明是如何从一所正规的妇幼保健院流出、该院又存在哪些管理不善等问题，始终未能清晰。《法制日报》记者为此从福建一路追访至河南信阳，最终也未能得到圆满答复，并没有人为这已知的11份违规出生证明负责。
发生在江苏丰县的案件，则恰好回答了这些问题。
据检察机关通报，2009年，丰县妇幼保健所《出生医学证明》领导小组组长高强，将个人印章交予该所保健科主任张德俊，由其负责补办《出生医学证明》的审核签发工作，以后高强再也没有对张德俊补办的《出生医学证明》以及对申请人提供的手续进行检查核实。
办案检察官渠国伟介绍，刚开始张德俊对工作比较负责，按照相关规定办理。一段时间后，亲戚朋友都知道他负责这项工作，经常托他办事。碍着亲友的面子，张德俊终于开了“口子”。按规定，补办《出生医学证明》的申请人应该是孩子的监护人，但在实际办证过程中，有的父母不在家，便由孩子的爷爷、奶奶来申请，他都签了，甚至连没有委托书的亲戚朋友，他也给签了。因为一直没有出过什么大问题，他逐渐放松了警惕，开始对工作敷衍。
当时担任打印证件的蒋晔曾因《出生医学证明》申请材料出现错误找过张德俊沟通。如：有的产妇姓名和病历上显示的名字不一致，有的用假出生医学证明来换真出生医学证明。张德俊对蒋晔的提醒并不太在意，自认为工作中一时疏忽造成的错误不会触犯原则问题。蒋晔也认为，反正张主任已经签过字了，出了事也和自己没关系，以后就没有再找张德俊沟通，直接印发出生证明。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黄牛”程江山、刘明光找到二人，每次给张德俊200元至1000元不等的好处费，托其办证。
“目前，很多城市都将《出生医学证明》作为新生儿办理户口登记必须提交的材料之一。在经济欠发达的苏北农村地区，‘重男轻女’观念依然普遍存在，超生现象不少，一些新生儿父母在分娩后选择不办《出生医学证明》，从而达到不报、瞒报出生记录的目的。这类儿童的父母在之后为孩子办理户口登记时，就需要补办《出生医学证明》，因而‘市场’需求量较大。”丰县检察院反渎局副局长王艳玲说。
正是在这种需求之下，违规的《出生医学证明》大量流出。经检察机关统计，在丰县这起案件中，共有80余份出生医学证明非法流出。
（责任编辑：袁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