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东方早报》报道，近年来，关于城管的负面新闻时常出现，城管似已成为“暴力、野蛮、傲慢”的代名词。这里的主因是城管自身素质问题，还是更深层次的制度漏洞，抑或还有其他原因？日前，早报记者专访上海市城管执法局执法协调处副处长张妮娜，希望借此在众多城管负面新闻报道之外，给公众多一个了解真相的窗口，也给政策决策者多一个认识并解决问题的视角。早报记者吴洁瑾
编制只考虑城市人口
东方早报：近年来，上海城管在执法时遇到过哪些比较明显的困扰？
张妮娜：比如执法力量与工作量相比远远不足。上海正式城管队员的编制是按照城市人口的万分之二左右来配比的，但在一些地区，临时外来人口有很多。如松江九亭镇，城市人口约3万，加上外来务工人员总人口数则约30万，但有正式编制的城管队员只有十六七个，根本管不过来。
东方早报：城管要管理多少事？
张妮娜：目前上海城管需要执法的事项多达170多项，涉及10个部门，而且很多部门还在不断地把更多更杂的执法事项移交给我们。
东方早报：执法时还有哪些困扰？
张妮娜：困扰还来自各个利益群体的不同需求、不理解和不支持。比如说城管摊贩觉得“你怎么能打碎我的饭碗”；有围观市民认为摊贩带来了便利不能取消，有市民觉得摊贩污染了生活环境，还有市民觉得摊贩很可怜，不问理由就“打抱不平”。
东方早报：最近几年城管队员遭遇暴力抗法的情况多吗？
张妮娜：还是很多的，从2008年到2012年年底，全市城管队员共遭遇暴力抗法达7100余起，受伤队员2999人，其中重伤队员有93人。
东方早报：像这种人身伤害都能得到赔偿吗？
张妮娜：很难得到赔偿，特别是轻伤的时候，一方面摊贩本身经济条件就不好；另外一方面，目前城管的法律地位还得不到有效保障。
发生暴力抗法时，通常会拨110求助，但公安部门常以民事纠纷来处理暴力抗法，而不是妨碍公务罪。
鲜花执法不如规范执法
东方早报：城管的负面新闻层出不穷，如何看待城管的舆论环境？
张妮娜：我觉得至少在上海，媒体对城管的报道还是比较客观正面的，舆论环境并没有恶化。
虽然有压力，但能把那么多尖锐的东西放到面上来说，我觉得反而有助于加快城管的执法规范、法律地位、制度保障等一系列问题的解决。
东方早报：有些城管担心正常暂扣摊贩物品时，可能就被围观市民拍下来传到网上。怎么看待这种心态？
张妮娜：这种心态有助于强化队员的文明执法。但也有一个新问题——这几年我们更多地强调不要随便暂扣摊贩的东西，要以教育劝阻为主，虽然直接矛盾冲突少了，但对于摊贩的威慑力也少了，让很多摊贩觉得“反正你也不会收我的东西，那我就继续摆摊”。
东方早报：武汉城管最近几年推出了“鲜花执法”、“眼神执法”等新执法方式，上海会考虑借鉴吗？
张妮娜：从目前来，可以说武汉城管的这些创新执法“收效甚微”。我觉得上海城管还是坚持依法履职、规范执法，同时呼吁加强管理，从源头来解决问题。比如说，部分区县推出的钟点市场，效果就很好。
城管不像公安有“爷爷”
东方早报：前面说城管缺乏法律地位和制度保障，具体指哪些？
张妮娜：目前全国城管部门从国家层面来说，还没有一个像公安部、工商总局这样的行业主管部门，就像别人都有“爷爷”但城管没有。这也导致全国从上到下没有一套垂直管理的统一体系，各地城管的执法事项、权限都直接由当地的人大决定，导致各地城管不论是主管部门还是编制、执法权限都有很大不同，即便一个省内也有好几个模式。
从国家层面来说，目前还没有一部完整的《城管法》。就上海来说，与城管相关的最完整的就是去年出台的《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条例》，但也没有上升到法律的地位。
对城管来说，只有对物的管理控制权，但没有警察那样对人的控制权，这使得城管在执法时很难达到预期效果，执法矛盾也容易激化。
东方早报：这是否意味着城管现有的权力需要某些改变？
张妮娜：的确，比如像美国，根本没有城管，处罚占道设摊的就是警察。国内像北京城管执法局的局长，就是由北京市公安局治安总队长兼任的。另外，北京城管执法局还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局，但在上海等国内大多数城市目前还没有完全独立。
东方早报：怎样提升城管的整体素质和形象？
张妮娜：有很多，比如市区两级城管每年都会分类、分层举办培训班；再比如市区两级城管都设有督察队伍，今年已督察城管队员25634人次，发现650人次存在问题。另外，这两年每年都有一个主题教育活动，比如今年专门针对部分队员慵懒散、不作为、推诿的情况，开展了“治庸、治懒、治散”的百日作风纪录教育活动。
（责任编辑：宋雅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