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2月29日，上海市统计局公布《2015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其中显示，2015年年末，上海市常住人口总数为2415.27万人。这条消息，可能很多人并没有十分留意；但它的重要性，或许会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因为，这个数字比2014年年末减少了10.41万人。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上海的常住人口总数首次出现了减少。
有人说，“人口拐”就这么来了。
“负增长”
上海历年的人口增长，是一条先陡后平的曲线。2010年上海人口超过2200万，随后增速便开始放缓，而且越来越慢。此前已有不少专家推测，上海很快将出现常住人口的“负增长”。
长远来看，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大趋势。户籍人口的自然增长率，长年在0%上下浮动；如果没有外来人口的补充，上海的人口实际是在缓慢减少，或者至少是不增长。
由此，这一次的“负增长”似乎在意料之中，却也有些意外——户籍人口数量与上年相比还增长了4.36万人，减少的主要是外来人口，共计减少14.77万人。
这背后的原因十分复杂。比如1990年是全国人口增长的“拐点”，之前中国处于人口高增长阶段，1987年达到峰值；1990年后则相对平稳，年出生人口逐步降至1600万左右。相应地，近几年全国18-25岁劳动力中的新鲜血液在不断减少，进入上海的人口数量自然也随之下降。
又比如，上海近年来生活成本持续上升，促使一定比例的外来人口自然流出，所谓媒体常说的“逃离北上广”。
更直观的因素是，去年下半年起轰轰烈烈开展的环境综合整治，代表了一种“主动调控”的思路。常住人口的下降，可能也是短期因素调整下的结果。
针对大批“城中村”和重点区域的整治，实质上也是重新“治城”，尤其是要疏解过于密集、充满风险的人口集聚。
“底线”
“严格控制常住人口总量”，是这些年包括上海在内的特大型城市都在做的一件事。其目的，是疏解“特大型城市非核心功能”。
今天遇到的大多数“大城市病”：环境污染、房价畸高、交通拥堵、公共资源稀缺、城市运行安全……或多或少都与人口过度集中有关。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特大型城市要严控人口规模。而作为全国人口最多的城市，上海的人口调控任务自然首当其冲。
对这座城市的发展而言，接近2500万的常住人口，已经到了一个“天花板”；而控制常住人口总量规模，则是不能不做的“减法”。
2015年3月，上海市委书记韩正明确提出，上海要严守建设用地、环境、人口、安全四条底线。而在当年年底讨论“十三五”规划的市委全会上，“守住常住人口规模底线”，被列为底线之首。
随后，这条底线明确地写进了上海市“十三五”规划纲要里。根据目标，到2020年，上海的常住人口必须控制在2500万人以内。
如今2415.27万这个数字，如愿控制在了2500万以下。可以说，人口调控取得了初步效果。
但在接近“天花板”的点位上轻言“拐点”，显然为时尚早。一旦措施不当，人口规模和集聚度，是很容易反弹的。
“疏解”
涉及地域的人口问题，总是被搞得很敏感。多年来，舆论在外来人口问题上不断拉锯，甚至屡屡爆发尖锐冲突，多少让人有些无奈。这是任何一个不断接纳新移民的发达地区都会遇到的问题。
对此，许多问题可以讨论，但至少有些常识需要明确。比如“控制常住人口总量”绝不是一些人认为的“赶人”——当人口流动呈现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任何城市都不可能关上大门。况且，不由分说地“赶人”，根本做不到。
上海不是不要外来人口，但与任何方面一样，接纳人口也有一个基础。去年7月起，上海实行“居住证积分制”，确定申办《居住证》条件为“两个合法稳定”：即合法稳定居住、合法稳定就业。而人口导入和产业导入、资源导入一样，也要考虑城市的发展方向和承受力。
上海“十三五”规划纲要中这样说：加强“人口综合调控”，要更好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以产业升级调整人口存量，以功能疏解调控人口增量。去年起的环境综合整治，其实就秉承了这样的逻辑。
而对某城中村拆违现场的一番观察让笔者看到：村委会将集体用地违法租给企业，企业建设了标准极低的“外来务工者公寓”，每户每月租金仅300—500元，生活垃圾任意堆积、废水稍加处理随意排入河道，高峰时租户2000余人……整治完毕后，“公寓”被推平，租住者自然离去。
这样的情况在全市多个城郊接合部可见。而所谓“调整人口存量”，就是要淘汰低端甚至违法的产业和居住形态，并合理设定“留在上海”的成本，促进人口自然流动。
而对于竞争中能够“留下来”的人口，居住证积分制等政策，则确保了可预期的公共服务。
绝对的公平无法实现，但至少要有相对的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