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外溢效应，有四层含义：一是，个人或组织的行为对别人或别的组织所产生的正面或负面影响。二是，一个地区的经济社会问题对周边地区经济社会产生的正面或负面影响。三是，在实行某项政策的地区对另一个没有实行该项政策的地区所产生的正面或负面影响。四是，在实行某种制度的地区对另一个没有实行该制度地区所产生的正面或负面影响。
从二○一四年开始试点实施的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是否对周边地区有积极的制度影响？无疑，二○一五年作为第二批试点的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的外溢效应，显得特别有意义。因为，广东自贸试验区除了对周边同一政治体制下的非自贸试验区产生外溢效应外，还对“一国两制”背景下的香港产生外溢效应。这亦是国家对广东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定位的一个重要要求：深化粤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
服务业扩散转移的“飞地”
香港作为中国的“全球城市”，除国际化水准非常高之外，最大的特点就是和广东自一九七八年以来几十年的循序渐进的全方位、多元化、多层次合作。面向全球、对接内地，是香港经济保持持久活力的两大重要因素。自贸试验区可以看作是香港，继发展製造业“前店后厂”时代、政策推动型服务业CEPA时代之后，与广东深度合作的第三代。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推行，特别是广东自贸试验区前海片区、南沙片区、横琴片区的物理空间界定为香港提供了“唾手可得”的利好。如果利用得当，广东自贸试验区除了有望成为香港经济的新亮点外，亦可以作为缓解香港社会问题的一个途径。
对香港而言，广东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的外溢效应，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香港借助广东作为进入内地市场的腹地，实现了从货物加工贸易到服务贸易的转变。二是，广东自贸试验区的贸易自由化、投资管理、金融放开、政府职能转变四大领域的改革，都为香港首开绿灯和制定专门政策。三是，广东自贸试验区中的粤港澳合作园区和青年创新创业基地，直接为香港提供服务业扩散和转移的“飞地”。
有人可能会质疑内地设置自由贸易试验区对本来就是自由港的香港来说是一种竞争或者是制度差异化优势的削弱。但实际上，在中国开放性经济建设的背景下，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只是适时的产物。对香港来说，应充分利用既成现实的广东自贸试验区，争取创造更多正面效益。
首先，广东自贸试验区三大片区内的“粤港澳合作园区”和“青年创新创业场所”是香港与广东自贸试验区对接的重要载体。
广东自贸试验区前海片区与香港交通距离最短，而且产业定位和香港相关并且有级差。前海片区成立短短一年，对香港最大的外溢效应莫过于带动融资租赁业的飞速发展。香港的第一优势产业——金融业在前海寻找到合适的发展空间和业务范围。在前海註册的港资企业中，大部分为融资租赁公司。在香港科创产业谋求突破的背景下，深圳作为中国科创企业最为集中、科技创新氛围最为浓厚的地方，为香港提供了可合作的机会。在香港科研院校产生的科研成果可以在邻近的深圳进行科技成果转化，并利用珠三角完善的製造体系进行生产。深港青年创业梦工厂定位则清晰明确，为香港青年提供了创业的各种便利。
广东自贸试验区南沙片区正在筹划粤港澳合作园，为香港服务业和服务人才全面进入自贸试验区提供了空间。园区除了引入香港特色服务业外，还将尝试採用香港式的社会管理模式。以南沙港为核心的广州国际航运中心建设，除了在港口、码头和航道工程上和香港有广泛的合作可能性外，还需大量引进香港的航运物流要素和资源，如航运人才、航运金融、船舶管理制度、燃料油品交易市场、航运价格指数等专业服务需求。以霍英东研究院为孵化平台则可以为香港科技型人才提供创新的成果转化空间。
随着港珠澳大桥工程的推进，香港和横琴片区的合作也有较大机会。特别是香港的文化创意产业和旅游业两大优势产业是横琴片区的重点发展产业。两地可望在文化旅游专案投资合作和管理上有进一步发展。
构筑“前海—屯元”生活圈
其次，香港政府在积极发展的港西北区和深圳前海片区相连，通关便利化的提升令两地有望成为半小时至一小时经济圈。从屯门区和元朗区到前海的时间甚至短于到港岛区。香港西北区也是香港青年趋向集聚的地方。因此，可以利用前海片区的外溢效应，与港西北形成一个工作在前海、生活在屯门和元朗的香港青年上流模式。
最后，“前海—屯元”工作生活圈，除了可以缓解香港的居住集中和成本高昂所带来的“拥挤问题”外，还能有效地缓解年轻人负面情绪积攒所衍生的社会矛盾。通过吸引香港青年到深圳和广州工作、创业，让香港年轻人与内地亲密接触而更加了解内地的真实状况，消除原有的一些“刻板印象”和“误会”。此外，香港青年在广东自贸试验区的广阔天地中会寻找更多的“上流、上车、上位”机会，获得比在港更高的回报。当青年把心思都放在创新创业上，一些由于“从众效应”“无根的怨”所带来的香港青年“被政治化”引发的社会问题，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自然弱化”。
经济学博士、研究员 陆剑宝
（责任编辑：魏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