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从外地出差回到贵阳，打车回单位，司机师傅见我拖着行李箱，又操普通话，问我哪人。
“贵阳人啊！”我脱口而出。
师傅有些将信将疑，估摸着我是担心打车挨宰对他讲了假话。
“哦，新贵阳人。”我又补充道。
这不是假话，在贵阳工作还有4个月就满4年，也办理了居住证，应该能算作一个新贵阳人了吧。
初来贵州的时候，朋友、同事跟我介绍贵阳情况，提到市委书记陈刚，总要拿出看考试书划重点似的语气讲：“陈刚是从北京调过来的。”
这之后的三年多，有不少朋友、领导来贵州度假、调研，我跟他们介绍陈刚的时候，也会像划重点一样讲：“陈刚是从北京来的。”
“北京来的书记”，这大概是贵阳人给陈刚贴上的身份标签。
履任贵阳前，陈刚已经在北京待了26年。1990年北京大学无机化学专业博士毕业后，陈刚用23年完成了从普通工程师到副部级的北京市委常委的进阶。
对于陈刚的在京履历，我所知甚少。从媒体报道上了解到其于2004年时便开始在朝阳区推行社区网格化管理，由此朝阳区也成为中国最早一批大规模利用互联网进行城市管理的地区之一。
朝阳区在北京城中六区中面积最大，不仅有CBD，还有大农村，还有近年知名海内的“朝阳群众”，现代与传统混杂。网格化管理许是陈刚彼时应对现实治理挑战的重要一策。
2012年7月，陈刚离开朝阳区，升任北京市委常委，成为那一届班子中唯一的“博士常委”，分管中关村工作。
11个月后，陈刚加入“京官西用”的队伍，空降贵州担任省委常委，一个月后任贵阳市委书记。同时，陈刚也成为首位履任西部省份的北京朝阳区委书记，他的继任者程连元，担任北京朝阳区委书记2年后，也调到西部地区任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
从首都到西部欠发达省份，各方面的落差毋庸讳言。据闻，陈刚来贵阳时，北京的领导和同事问他有哪些困难需要解决，陈刚表示没有个人要求，希望能够支持贵阳、贵州的发展，特别提出希望中关村落户贵阳。
就在陈刚担任贵阳市委书记两个月后，贵阳市人民政府与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并举行“中关村贵阳科技园”揭牌仪式。
陈刚亲任科技园筹备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市长刘文新、时任副书记王保健担任常务副组长，13位副组长则由市委常委和政府副市长分别担任，规格可见一斑。
2013年9月6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中，陈刚如此谈到建设“中关村贵阳科技园”的初衷：“贵阳生态环境好，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也不能走产业逐步升级、逐步发展的道路。从发展来看，贵阳需要从高新技术、现代制造业的发展规律来认识自我，不能急功近利，要做一些基础工作。考虑这些因素，我们提出建设中关村贵阳科技园区的设想。”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彼时房地产业正值高歌勇进，陈刚明确提出不许房地产项目参加，“宁可资金少点，不借机圈地发展房地产，搞个几百亿来凑数。”
目前，科技园的核心圈层由高新技术产业引领区（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贵阳综合保税区、科技金融区、现代制造业聚集区（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协同创新区和双龙临空经济区组成。
筑好巢才能引得金凤凰。可以说，从2013年7月起担任贵阳市委书记的陈刚站在了贵州大开放、大发展的潮头之上。
2014年，被认为是具有跨时代意义的“大数据元年”。贵州省委、省政府敏锐嗅到了“大数据”所蕴含的潜能。
2014年全国两会前夕，在北京中关村举办的“贵州·北京大数据产业发展推介会”上，时任省委书记赵克志指出，大数据产业方兴未艾，为缩小数字鸿沟、突破“两道门槛”提供了历史机遇；借力大数据，实现“两化”深度融合，推进贵州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远景可期，曙光在前。
由此，大数据产业不仅被贵州当做一个单纯的经济增长点，而且成为一个西部落后省份后发赶超、弯道取直的战略性路径选择。由此，中关村贵阳科技园成为贵州进行大数据产业规划布局的先手棋。
（责任编辑：秦宇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