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维:一带一路建设中务实的城市外交

2018年03月16日 14:1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的城市外交发展进入新阶段,尤其是在一带一路的外交重点领域——周边外交方面。2013年10月,中央召开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提出 “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强调要“加快沿边地区开放,深化沿边省区同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2015年3月28日,商务部、发改委、外交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指出要“开展城市交流合作,欢迎沿线国家重要城市之间互结友好城市,以人文交流为重点,突出务实合作,形成更多鲜活的合作范例”。可见,在一带一路建设和中国周边外交的布局中,地方政府和城市的地位与影响力日益上升。

  仅就陆路边境而言,我国有9个边境省(自治区),即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甘肃、新疆、西藏、云南、广西,共与14个邻国接壤。这9个省区下辖140个陆地边境县(市、区、旗)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58个边境团场。长期的历史联结、频繁的经贸和人员往来使这些边境省区及其所辖城市与周边国家利益相联,在进行周边外交方面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沿边对外开放及其参与的次区域合作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落实国务院《兴边富民行动“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依托。这些边境地区的城市无论是自然生态条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还是毗邻国家的状况都千差万别,各具特色,比如,中朝边境城市丹东、北国重镇黑河市、东北的西大门满洲里市、中蒙交通要塞二连浩特市、中国与中亚能源要塞霍尔果斯市、丝路明珠喀什市、祖国南大门凭祥市。对这些城市而言,对外事务和对内事务经常紧密结合在一起,是每天都要面对的日常事务。因此,考察“一带一路”倡议下城市在周边外交中的角色,对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关于城市和地方在中国周边外交中的角色研究,学界主要围绕中国沿海省份、西南省份、西北省份和东北省份对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参与开展研究。例如,面向东南亚的澜沧江—湄公河国际次区域合作(又称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简称GMS)始于 1992年,在亚洲开发银行倡议下建立,中国政府全力支持云南、广西等省区的地方政府和城市参与;面向东北亚的图们江国际次区域合作旨在通过在中、朝、俄三国交界处建设新的欧亚大通道,通过各项优惠政策,吸引投资和发展贸易,我国的吉林省是主要参与者;面向中亚的《阿尔泰区域合作倡议》机制和“中亚区域经济合作”(CAREC)机制,我国的新疆是重要参与主体。“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次区域合作也面临新的历史机遇和挑战。

  城市角色各异 重要性不可或缺

  由于地理区位、资源禀赋和地区影响力等方面的差别,城市在周边外交中发挥的作用也呈现差异,按照其在周边外交中的角色,可以将城市划分为三类。

  一是中心城市的龙头角色。区域内有较强经济实力和较大城市规模,且在综合功能上对周边地区有较强辐射力的城市,就是中心城市。它们往往是政府机构密集的省会城市、公司总部和金融机构聚集的经济中心,这些中心城市在区域治理中往往扮演着龙头角色,对周边地区起到带动作用,是支撑区域发展的增长极。因此,有学者主张建立城市群,通过中心城市的一点带动周边一片区域的群体性增长。考察区域中心城市的城市外交和城市群的对外交往,是城市外交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边疆地区城市的行政等级普遍偏低,城市规模较小,城市之间的距离较远,导致城市网络松散,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目标的实现。“十三五”规划提出,要“加快城市群建设发展”,“规划引导北部湾、山西中部、呼包鄂榆、黔中、滇中、兰州—西宁、宁夏沿黄、天山北坡城市群发展,形成更多支撑区域发展的增长极。促进以拉萨为中心、以喀什为中心的城市圈发展”。今后,培育在一带一路中具有重要战略位置的节点城市,形成以区域性中心城市为依托的城市群应是一个发展方向。

  二是口岸城市的枢纽角色。在边境地区的人员、资本、物资、信息流动中,各种港口、车站、机场等口岸是交往的闸口,在实现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对接上扮演着枢纽角色,伴随沿边开放的进程,很多口岸都发展成为大小不一的城市,比如黑河、佳木斯、满洲里、二连浩特、霍尔果斯、喀什。这些口岸城市由于居于国门第一线,且行使关税自主权、进出境交通工具的检查权、出入境货物和人员的检查检验权等管理权,对于发挥毗邻国家资源要素的优势互补、促进各国经济共同增长和区域合作具有重要的作用。考察口岸城市之间的互动以及口岸城市对跨边界事务的管理,也是沿边城市外交的重要内容。《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培育壮大陆路边境口岸城镇,完善边境贸易、金融服务、交通枢纽等功能,建设国际贸易物流节点和加工基地”。该规划还具体列出了38个重点建设的陆路边境口岸城镇,分别为面向东北亚的丹东、集安、临江、长白、和龙、图们、珲春、黑河、绥芬河、抚远、同江、东宁、满洲里、二连浩特、甘其毛都、策克;面向中亚西亚的喀什、霍尔果斯、伊宁、博乐、阿拉山口、塔城;面向东南亚的东兴、凭祥、宁明、龙州、大新、靖西、那坡、瑞丽、磨憨、畹町、河口;面向南亚的樟木、吉隆、亚东、普兰、日屋。

  三是轴线城市的支点角色。除了中心城市和口岸城市之外,受自然环境、地理区位和通信交通等基础设施条件的影响,国与国之间的互动往往呈现为轴线发展的形态,在沿铁路、公路、航线、输油管道等基础设施轴线,社会经济资源也呈现为沿线发展的走廊。这类沿线崛起的一座座轴线城市,扮演着跨区流动的支点角色,对于推动国际贸易、旅游发展、国际物流、环境保护和人文交流等合作和实现区域一体化具有重要的意义。比如,中巴经济走廊上的喀什—白沙瓦—瓜达尔港之间的合作、中蒙俄次区域的后贝加尔斯克—满洲里—齐齐哈尔—哈尔滨经济轴线上的合作等,在轴线发展带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制度设计要因地制宜

  在制度设计方面,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边境经济合作区和跨境经济合作区等特殊经济功能区是城市参与周边外交的重要制度安排。目前,国家重点开发开放的试验区包括广西东兴、云南勐腊(磨憨)、云南瑞丽、内蒙古二连浩特、内蒙古满洲里、广西凭祥和黑龙江绥芬河—东宁共计7个。国家级边境经济合作区目前一共有17个,来自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17个边境经济合作区的工业总产值、税收收入、进出口额分别达到929.83亿、44.43亿、698.87亿元,吸纳就业19.36万人。跨境经济合作区在探索国际经贸合作新模式方面的空间则有待进一步的发掘。目前,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是中国建立的第一个跨境经济合作区。

  2016年1月,国务院专门发布《关于支持沿边重点地区开发开放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国发〔2015〕72号)指出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沿边国家级口岸、边境城市、边境经济合作区和跨境经济合作区等沿边重点地区是深化我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合作的重要平台,是沿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是确保边境和国土安全的重要屏障,正在成为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先手棋和排头兵,在全国改革发展大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该意见对促进要素流动便利化、推进贸易方式转变、促进特色优势产业、促进边境旅游繁荣发展、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鼓励金融创新与开放等方面作出政策指导。2017年5月,国务院又发布了《兴边富民行动“十三五”规划》(国办发〔2017〕50号),明确指出要推动边境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依托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大图们倡议、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蒙俄经济走廊等合作平台,促进边境地区及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贸、文化、科技交流与合作。

  建立互动机制 增进理解

  由于边境事务的复杂性,在发挥城市的周边外交角色时要牢牢把握以下几个原则。

  一要坚决反对民族分裂。边疆地区历来担负着守土固边的重要职责,而境内外的分裂势力也在边疆地区利用各种方式、手段进行渗透,对我国的安全形成了很大的压力。发挥城市的周边外交角色要旗帜鲜明地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

  二要坚持互利共赢原则。发挥城市的周边外交角色应将对内区域协调发展和对外参与区域合作有机结合,坚持正确义利观,坚持贸易、投资、生态、人文交流合作并举,共商、共建、共享,提供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三要坚持改革创新原则。沿边开放往往在政策扶持、协调机制、合作方式等方面先行先试,具备制度创新的内在特征,应通过不断的改革创新,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层次,探索沿边开放的新思路,提升开放合作的层次和水平。

  总之,随着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为核心内容的 “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加强沿边中心城市、口岸城市和轴线城市之间的合作,成为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城市之间地域相连,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人文交流密切,通过城市外交建立互动机制,增进理解,是中国寻求与周边国家的利益交汇点,探索全球经济治理新模式,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重要路径。

(责任编辑:秦宇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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