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年前，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是一项以开放促改革的关键之举。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WTO重要成员，在中美贸易摩擦的关键时刻，中国如何继续扩大改革开放，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与世界经济接轨，急需破题求变。中国网近期就改革开放40周年话题采访了日本东京经济大学教授、云河都市研究院院长周牧之。
周牧之认为，改革开放40年波澜壮阔，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一言以蔽之，就是搭上了全球化的快车。
周牧之认为，改革开放的成果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段很长时间的煎熬，中国经济真正的爆发性发展是发生在2000年以后。为什么是在2000年以后？周牧之说，2000年以后发生了两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事。一件是中国在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另一件是中国调整了过去抑制城市化的政策，“十一五”规划更是明确了大城市群发展战略。
周牧之说：“入世意味着西方市场向我们开放，一揽子地清除了中国参与全球交流交易的障碍，此后中国经济一路狂奔。”
今天，中国早已取代美国成为对世界经济增长最有贡献的国家，特别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美国经济陷入负增长，拉低了全球经济，这个时候中国经济的突出贡献赢得了世界的瞩目。
改革开放步入了重大节点局面
周牧之毫不讳言地说，改革开放40年到现在，步入了重大节点局面。
“过去中国参与全球经济的最大优势是低成本－－人力低成本、土地低成本、环境低成本、税收低成本等等，但是现在却是一片全面飘高。”
周牧之认为，2000年以后，受益于全球化，中国获得了巨大的红利，但正是因此也容许了一些问题没有纠正甚至放大，这些问题今天变得非常严峻。
周牧之说，破局的办法就是要明确“开放”是唯一的方向。
谁参与交流交易经济，谁就能发展
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40年，也是中国城市体量不断壮大的40年。
近20年前，周牧之曾主持过一项与国家发改委合作的，关于城市化政策的大型国际合作调研。这个调研预测，未来中国将在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地区形成三大城市群，中国的人口和产业经济将高度地向三大城市群集中。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预测非常准确。
周牧之说，预测的精准是基于对全球化时代的正确判断。全球化时代本质上是交流交易经济的时代，谁参与交流交易经济，谁就能发展；谁不参与交流交易经济，谁就会被边缘化。在中国，最能够发展交流交易经济的地方就在这三个区域。
据周牧之介绍，从1980年至2015年的35年间，全球城市人口增长250万人以上的城市有92座。其中，中国城市多达30座，占近三分之一。这92个城市基本上分两类，一类是沿海城市，一类是中心城市。
周牧之说：“80年代以后，全球产业和人口都在向更开放、更有活力的城市狂奔，上述的92座城市人口净增超过5亿。其中的规律就是，越全球化、越开放融合，交流交易经济就搞得越好，就越能赢得这一场大城市的竞争。沿海城市和中心城市在开放融合上有着天然的优势。”
城市化发展要以人为本
周牧之介绍，上述20年前的国际合作调研认为，健康的城市化需要通盘的顶层设计和全面的政策制度调整作为支撑，并且提出中国城市化应该有四个社会目标，第一个是集约化社会，第二个是流动化社会，第三个是可持续社会，第四个是市民社会。
周牧之说，但是由于中国是在几乎没有顶层设计和制度支撑的情况下开启了快速的城市化，人为地造成了许多矛盾，而且随着城市化的深入这些矛盾正在不断地尖锐化。
2001年，周牧之将上述20年前启动的国际合作调研的成果编撰成《城市化：中国现代化的主旋律》出版。他认为应该尽快围绕城市化这个主旋律通盘考虑和推动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税收制度、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体制、甚至行政层级的改革，促进城市化的健康发展。
他指出，城市化发展一定要以人的福祉为本。在他看来，此前媒体报道的清除“底端人口”，以及近年来兴起的特色小镇沦为了变相圈地，问题的根节就出在忘记了以人为本这个初衷。
周牧之说：“所有问题的根源其实都出在价值观上。”
日本经验对中国有何启示？
周牧之曾在美国与著名东亚问题专家、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有过一次在国际上很有名的对谈，对中美日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进行了睿智的探讨，并对中日崛起轨迹的异同进行了总结。他们认为，中国和日本的经济发展都利用了美国市场，都得益于开放，都经历了快速的城市化。
但周牧之指出，相较于中国，日本在过去20多年越来越开放。泡沫经济的挫折加速了日本更进一步的开放，也迫使日本做了很多改革，现在日本持续的好景气并不是偶然。
日本对于中国，是一面非常有价值的镜子。
周牧之认为，日本给中国的启示就是，要依靠更大力度的开放来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开放可以带来三个方面的好处。第一，通过开放释放更大红利；第二，通过开放倒逼改革，把现在的高成本降下来；第三，通过开放使我们跟世界更加同频共振，让世界更好地接纳我们。
（责任编辑：石兰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