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公共品经济:引领中国经济重回“8”时代

2015年12月21日 15:26   来源:中国经济网   

  12月5日,第十五届中国上市公司百强高峰论坛暨首届中国百强城市全面发展论坛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华顿经济研究院院长沈晗耀在论坛中提到中国经济在未来两年有望重回“8”时代。当前中国经济疲软,沈院长为何会在论坛中提出这样的论述,依据何在?中国经济的后续走向究竟如何?为此,人民网、经济日报、中新网等媒体记者专访了华顿经济研究院院长沈晗耀。面对采访,沈晗耀坚称用美好城市行动启动公共品经济,定能提振经济,引领中国经济增长重回“8”时代。

  记者:您在近期召开的百强论坛中提出,中国经济增速在未来两年将有望重回“8”时代。众所周知,中国经济增速现正处在下行通道,2015年前3季度中国经济增速仅为6.9%,您为什么会做出重回“8”时代的判断?

  沈晗耀: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确实处于下行通道,其突出问题在于产能过剩,有效需求不足,经济缺乏新的增长点。从纯粹的传统经济领域来看,私人品产能过剩,需求不足,比如制造业领域存在很多过剩现象。再加上外需疲软,经济很难找到新的增长点,所以经济增速呈下行态势。但从新的视角来看,公共品和创新品并未出现产能过剩,而是供不应求。即使私人品的产能过剩也只是相对过剩。一方面七千万贫困人口因缺乏购买能力对私人品没有形成有效需求,实际上他们有迫切的潜在需求,但因缺少货币而不能转化成有效需求;另一方面,私人品产能过剩只是数量上的过剩,产品质量、安全等方面仍存在诸多问题,即高品质商品仍供不应求。再说到公共品,国内优质文化、医疗、教育资源严重短缺,我国医疗支出、教育支出的比例不到发达国家一半;地下基础设施建设亟待加强,“城中看海”、“空中蜘蛛网”、“马路拉链”等现象层出不穷。所以说,我们通常意义上说的产能过剩,并不是真的过剩。国内公共品领域的需求非常旺盛,而供给却严重不足,这些领域是具有很大的潜力,只要将其释放出来,中国经济将出现一个新的增长点,带动经济增速重归上升通道。

  记者:那么如何才能找到或创造这样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呢?它又如何带动经济振兴呢?

  沈晗耀:我认为一个有效措施是采取美好城市行动,通过“一二三”的发展战略释放公共品需求,提振中国经济。“一二三”指一个重点,二个导向,三个高地,即以地下综合管廊等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以生态环境和智慧城市为导向,将科技教育、文化娱乐、健康医疗三个短板建成功能性三大高地。比如,加强地下管廊建设、生态环保工程和智慧城市建设,就会引发多重连锁反应,带动经济复兴。第一波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可以带动施工建筑类产业的发展,第二波将带动建筑材料、装修改造类企业发展,第三波带动相关机械制造产业的发展。这些产业振兴会使其就业职工收入增长,继而形成第四波带动消费等产业发展。这样不仅消化了过剩的产能,还带动了整体经济的新一轮增长。再比如,加强科技教育、文化娱乐、健康医疗等功能性建设的投资也是如此,第一波带动了医疗地产、教育地产等房地产业的发展,第二波带动了医疗、科研、文娱等器械制造业的发展,第三波带动了就业结构变化,如医生、护士、教师以及学生等的增加。这些产业发展不仅使得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发生改变,还使得就业结构、社会结构等发生重大的变化,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满足人的全面发展需要。

  记者:刚才您把公共品的需求带动经济增长的机理讲清了,那么应该如何做才能激活公共品需求,带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呢?

  沈晗耀:激活公共品需求的关键在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联动。国内公共品供不应求,私人品供过于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就应向公共品倾斜。一方面,采取积极扩张的财政政策,重点加强地下管廊、生态环保、智慧城市、科技教育、文化娱乐、健康医疗六个领域的财政投入,增加这些领域公共品的市场供给,带动关联产业发展和就业增加,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另一方面,采取稳健扩张的货币政策,配合扩张的财政政策,此时就需要央行转变货币发行渠道,向城市政府发行货币来配合政府财政政策。货币发行主渠道从私人品经济转向公共品经济,从供给导向转向需求导向。具体操作是中央银行发行货币给城市政府,城市政府将货币投入上述公共品领域,以此启动需要创造需求,继而增加公共品供给,带动私人品经济发展,创造GDP及财政税收,偿还借款,形成整个经济的再生产循环运动。

  刚刚讲到的是中央银行和中央政府应该如何做,现在再来谈谈城市政府的作用。城市政府在公共品的供求关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地方政府不应直接供给公共品,否则将导致成本增大和效率缺失,但如将公共品交由市场和企业来供给又将导致无人供给或过度逐利。因此,需要进行社会事业体制改革,公共品供给必须由独立运行的社会组织来提供,这种社会组织应是非政府非盈利(NGO、NPO)性质,政府在这个过程中起组织、协调和管理作用,主要是组织或者调控资金进入这一领域,而非直接生产运营。这种机制既降低了公共品供给的成本,又保证了公共品的供给不会不择手段过度逐利。另外,在资金的投入机制上也要进行相应的改革,公共品的投资可采取PPP模式,即社会资本与政府部门共同合作投资。在PPP模式中,对于有较好收益的公共品项目,应按照约定让社会资本获取合理收益;对于低收益及无收益的公共品项目,政府应给予适当补贴,使其达到资本平均收益率。这样一来,中央资金、地方政府资金、社会资金全都会积极流入公共品供给领域,公共品供给的增加自然也就水到渠成。

  记者:您刚刚提到激活公共品需求需要加大地下管廊、生态环保、智慧城市、科技教育、文化娱乐、健康医疗六个领域的投入,那您能说说具体的数量吗?

  沈晗耀: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国家曾经投入了4万亿用于“铁公基”建设,以此来刺激经济复苏。我认为现在需要投入6-8万亿来培育新的增长点。其中,百强城市平均每个城市投入100-200亿元用于地下管廊等基础设施及环保、智慧城市建设,100个城市就需要1-2万亿;另外,每个县投入10-20亿元用于兴建三甲医院、高品质学校和文化设施等,全国2000多个县在科技教育、文化娱乐、健康医疗“三大高地”建设上就需要2-4万亿;其它经济建设、民生及脱贫等问题还需要3万亿左右。这些资金的投入不仅在短期内创造巨量内需振兴经济,而且可以全面调整我国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实现“五个文明”全面发展,这对中国经济社会将产生长远的有利影响。

  记者:您一直强调提振中国经济需要采取美好城市行动,那么能否简单介绍下美好城市行动是什么?应该如何操作?

  沈晗耀:12月5日我们华顿经济研究院等单位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了“双百论坛”,何谓“双百论坛”,就是中国上市公司百强高峰论坛和中国百强城市全面发展论坛。我们将这两个论坛放在一起举办的初衷是想促进百强企业和百强城市的交流合作,希望通过双百的强强联合,实现资源集聚和优势互补,最终能够联动发展。百强企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力军”,百强城市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战场”。我们以“美好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在论坛上提出了“美好城市行动”这个倡议,希望百强企业和百强城市能够合作,共同完善城市的地下管廊、生态环境、智慧城市建设和科技教育、文化娱乐、健康医疗发展。地下管廊和生态环境建设将使城市变得“更美”,智慧城市的建设和科技教育、文化娱乐、健康医疗的发展将使得城市变得“更好”。

  百强城市GDP总额占全国GDP总额77%,具有良好的城市发展基础和城市建设实力,对地下管廊建设等公共产品具有巨大需求。百强公司利润总额占全国上市公司利润总额94%,具有强大的综合竞争实力,有能力为地下管廊建设等公共产品提供优质足量的供给。这样一来,百强城市创造需求,百强公司创造供给,供需结合,加上国家财政和货币政策及城市PPP基金提供的金融支持,美好城市行动就具备了良好的基础和充分的条件。中国经济发展需要加大公共品的供给,需要大规模有效益的投资,美好城市行动正好能增加公共品供给,提升城市吸引力,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中国百强城市GDP总额占到了全国GDP总额的77%。只要美好城市行动能拉动百强城市经济增长1%,全国GDP就能增长0.77%,中国经济增速将达到7.5%以上。美好城市行动若能拉动百强城市经济增长2%,全国GDP就能增长1.54%,中国经济增速就将重回“8”时代,达到8.44%。

  记者:现在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已经很大,加大投入是否会进一步加重政府债务负担,导致债务危机?

  沈晗耀:加大投入不仅不会导致债务危机,还将促进经济增长,减轻政府债务负担。首先,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现在确实比较大,具体数字因统计口径不同而有所差别,大致在20-30万亿。然而,我们不仅需要考虑负债的规模,也要考虑资产的规模。据初步测算,我国的地方政府资产总额大致为108万亿。因此,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虽然规模比较大,但资产负债率很低,仅为20-30%。其次,还应注意到政府举债都用在了什么地方。地方政府债务用于长期投资,用来发展基础设施和实体经济,属于发展型债务,会形成未来资本,产生长期效应,增加经济发展后劲。西方国家的政府债务则用于福利,属于一次性消费型债务。此外,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政府性质也有本质区别。中国政府是“有产政府、有为政府”,拥有土地和资本两项生产要素,西方国家政府则是“无产政府、无为政府”,并没有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我国长期以来对地方政府借债有着严格限制,地方政府并无债务问题。政府债务问题是近几年由于地方政府事权和财权不匹配,经济下行、土地收益锐减才出现的,如果经济上行,则不会产生债务问题。当前中国经济处于低迷时,中国还有加大资产投入的极大空间。资产的投入首先增加了政府的净资产规模,继而带动经济持续增长,导致资本收益、GDP收益、税收收益等增加,将会反过来缓解地方政府债务负担。

  记者:当前我国经济正处在低迷期,这是一个大发展的好时机吗?

  沈晗耀:是的,当前我国经济正迎来百年一遇的大发展好时机。一百年前,第一次大战爆发的时候,我们国家迎来了一个经济大发展时期。如今的外部环境又回到了一百年前的状态,欧洲、美国、俄罗斯等强国都身陷中东和欧洲的系列危机中,为我国发展赢得了较大空间。此外,我们国家经过了这么多年的高速发展,已经不再像八九十年代那样,无资本、无技术、无生产力的三无时代,那个时候也是一个大发展时机,但那是“艰苦的发展时机”。现在,中国已经具备充足的资本、产能和生产技术,正处于“幸运的发展时机”。值得欣喜的是,原材料和能源等生产要素的价格现正处于最低时期之一,只有劳动力的价格较高,而劳动力的较高价格恰好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福利,是我们经济发展所追求的目标。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科技教育、文化娱乐、健康医疗等功能性建设还远远落后,加之私人品经济领域也还有相当差距,至少需要十年左右的高速发展才能赶上发达国家,这反过来也意味着我国至少还有十年左右潜在的8%的高速发展时期。所以,我认为中国经济正处于难得的百年一遇发展好时机,中国经济正迎来触底反弹的新时机,现在唯一而且迫切需要做的就是制定科学合理的发展规划,确定一大批能够提振中国经济的重大项目,比如我一直强调的美好城市行动。当然,这样大规模的经济刺激也要有一个度或底线。我认为二条底线不突破即可放心,一是工资或人力成本的增长不得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二是通货膨胀率保持在3%左右,不要超过5%,也就是说只要规模的投入引发的需求与产出能保持均衡,经济就不会出现通胀或通缩,物价水平就可以保持稳定。(中国经济网记者 吴凯)

  

(责任编辑:杨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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