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一些农区采访发现，随着农村土地加速流转，不少地区出现经营面积数百亩甚至上千亩的种粮大户，资金需求大幅增加。由于抵押物缺失等原因，部分种粮大户难以从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贷款，不得不四处借债，甚至依靠“高利贷种粮”。
“高利贷”
“过去种几亩地，一次投入几千元；现在种几百亩地，动辄投入几十万元。”一位农业大户说，“眼下种粮最头疼的问题是投入大、风险高，资金短缺。”
重庆种粮大户陈立群2012年种地赚了10万元，高利贷利息支付2万多元。即便如此，他仍然认为，跑商业银行贷款，只能贷两三万元，程序却很繁琐。要解决资金困难，只有通过民间融资。
“以前承包三四十亩地，资金投入不多，还可自行解决。现在自己土地转包已超过1200亩，每年投入接近150万元，可以说种粮患上‘缺血症’，不靠高利贷不行！”安徽省界首市芦村镇芦村农民王明杰说，“到信用社贷款很难，农民没有抵押物，没有人会给你贷款。”
2012年，王明杰为了种粮，找遍亲戚朋友，东拼西凑，好不容易凑了40多万元。
记者在重庆、河南等地与种粮大户座谈发现，种地超过500亩的大户，通常会不同程度地出现“高利贷种粮”的问题，平均月息7厘－2分不等，比银行贷款利息高出不少。不少种粮大户反映，近年来，种粮1亩地才赚一两百元，有时收成不好，甚至连借款本息都还不起。
河南省武陟县乔庙乡农民王福军流转土地1600多亩种植无公害大米，虽然为“全省种粮能手”，但也靠“高利贷种粮”。王福军坦言，“高利贷种粮”蕴含很大风险：种粮大户资金投入大，一旦遭遇天灾人祸，多年来的积累就可能血本无归。“高利贷”会成为“压倒农民的最后一根稻草”。
“贷款难”
记者采访了解到，大户种粮靠高利贷，其主要原因是：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融资渠道阻塞。一方面，银行支农多为小额贷款，借贷资金有限，对种粮大户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另一方面，农业固定资产不能作为抵押物，无法办理抵押融资。
河南焦作市大许庄农机合作社社长郭巨附流转土地2500多亩。2012年，他请市里一家公司作担保，借高利贷100万元，利息加担保费10多万元。
他说，城里的小轿车、客车能抵押贷款，为啥自己的合作社80多台农机不能办理抵押贷款呢？
从2009年起，重庆永川朱沱镇农民梁自然转包1万多亩土地种粮，每年投入1000万元以上，超过自身的经济承受能力。种粮3年多，他天天为钱发愁，一半以上精力用在“跑银行”“申请贷款”上，结果一无所获。2012年，由于种粮资金链断裂，导致破产，流转土地不少已经荒芜。
在一些地方，农民请求银行贷款，需要找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做担保，有时候，1人担保一两万元，贷款三四十万元，就要找10多人担保。程序繁琐、办理时间长，
“吓走”一些种粮大户。
新机制
部分农业大户认为，“高利贷种粮”实属迫不得已。政府相关部门应加速推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创新农业金融方式，打通农民融资的梗阻，推动农业规模经营健康发展。
针对“高利贷种粮”的难题，不少一线种粮大户和专家认为，从惠农、保障粮食安全的角度出发，农民种粮应享受基准利率甚至更低利率，国家可给予银行贴息政策，鼓励正规金融机构向农民放款。
同时，进一步加快农村产权制度建设。在一些地区，可以试点开展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即“三权”确定为财产权，可进行抵押贷款，以盘活农村资产，为农村和农业发展注入资金。
“随着农村养老、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建立，农民宅基地、承包地已不仅仅是生存保障问题，也是农民的用益物权。”西南政法大学副校长刘俊说，“比如，宅基地使用权作为农民的基本财产权，如同市民房屋是其基本财产，市民可以利用房产的财产价值进行抵押，农民也应当有权利实现上述行为。”
专家认为，目前农业经营风险还比较大，开展农村产权抵押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风险分担机制，以防止农民“失地”和银行呆坏账增加。在政策设计上，应采取政策性和商业性补偿“两条腿”走路的办法。一方面，由政府牵头建立专门的贷款损失保障或补偿机制；另一方面，保险等部门可针对农村产权抵押贷款开发相应的保险品种，降低此项业务带来的风险。
（责任编辑：石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