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重庆代表团提出《关于充分发挥重庆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建设中重要作用的建议》,作为全团建议提交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建议说明了重庆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建议将重庆定位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起点,两带建设的枢纽。(3月5日 重庆晚报)
在世界目光聚焦的中国两会上,重庆代表团“将重庆定位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起点,丝绸之路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的枢纽”的提案,无疑是一个亮点。长期以来,东西失衡、陆海失衡、内外失衡的欧亚大陆,以“后金融危机时代”为契机,实现物流、人流、财流、信息流的再平衡,无疑需要一个支点和枢纽。重庆作为中国内陆的唯一一个直辖市,需要有眼光和气度,来敏锐捕捉国际国内发展大势,担当好欧亚大陆资源和生产力流动的桥头堡角色,为中国的开发开放大棋局注入强劲动力和活力。
五百年来的欧洲优势(美国崛起可视为欧洲优势的延伸),也可以称为一种“海洋优势”。然而,在信息化和网络化时代,海洋作为文明载体和攫取财富的媒介,其作用正在下降,而陆上交通工具配以通关制度的革新,正发挥着相对于海洋交通的比较优势。同时,在亚洲,以中国为代表的传统陆上强国,正通过增强社会生产方式的活力和制度创新的能力,让“风水轮流转”这句古训变成现实。但历史并非“五百年西方,五百年东方”的简单重复,在东亚现代化加速推进的历史进程中,欧亚大陆的联合或许更加重要,欧亚市场的大联合,两大经济带的战略互动,这就为处于欧亚腹地中心的枢纽城市——重庆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
在西方优势和东方优势的转换期,欧亚大陆兼具陆海两种优势,辐射着具备广阔发展潜力腹地的中心城市,最有可能成为推动欧亚格局,特别是经济要素分布再平衡的枢纽。作为中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重庆一头连长江经济带,一头连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两大经济带建设中的枢纽和支点,通过这两大经济带,依托于崛起中的中国,重庆就有资本来充当推动欧亚大陆再平衡的枢纽和支点。
重庆要担当好中国两大经济带,乃至整个欧亚大陆的再平衡的枢纽和支点,就要告别“土豪心态”,加大“自强力度”,成长为“高富帅”。一个半世纪前,在美国还没有崛起成世界强国前,美国一直被欧洲人特别是英国人鄙视嘲讽,认为美国人是没文化、没底蕴的暴发户,只懂得“山寨”欧洲而绝少有贡献于人类;20世纪初,西奥多 罗斯福打开了美国迈向超级强国的大门,美国开始注重反击腐败和垄断,保护自然环境,化解文化冲突,重塑美国精神,终结孤立主义,参与世界事务,加上征收遗产税、改革文官制度等制度创新,以及以爱迪生为代表的科技创新和以福特为代表的企业创新;到20世纪中期,美国花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通过外抓机遇,内调结构,终于一跃而成为世界强国。
区域发展也是这个道理,重庆要改变小富即安的心态,拥有兼容欧亚、并包陆海的宏大气度,其底气从何而来?从制度创新上来,从广纳人才上来,从扩大影响上来,从抓好机遇上来。国家的发展,区域的发展,都是一个从不平衡到平衡,以暂时性的不平衡来求得结果平衡的过程。美国从二十世纪初开始,用了50年时间,通过一系列改革和抢抓机遇,实现了成为“世界强国”的梦想。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从1978年算起,到20世纪初,是东部沿海优先发展的阶段,而后,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中国开始注重内部的东西平衡,让沿海和内陆共沾开放和开发的收益。而以2010年两江新区的设立为标志,中国开始了兼顾内部平衡与外部平衡,以中国西部中心城市为桥头堡,将经济和文化影响力沿丝绸之力的方向向外延伸,以做好内陆开放来推动欧亚大陆生产力重新布局,实现欧亚大陆东西、陆海、内外再平衡的战略阶段。
自751年(唐玄宗天宝十年)爆发的中国唐朝与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的怛罗斯之战后,一千多年里,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力绝少越过葱岭,更遑论向欧亚大陆的广阔腹地延伸。而今,随着渝新欧铁路的开通、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立,逐步恢复了汉唐盛世时代中国中西部地区与欧洲沿着丝绸之路方向的紧密联系,使得欧亚大陆这块世界上最大的陆地,内部的联系更加紧密,互动更加频繁,这是有着深远历史意义的大事。
两江新区是重庆搞好内陆开放的桥头堡和枢纽,也为重庆成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桥头堡和枢纽奠定着坚实基础,两江新区在成立的3年多时间里,已经具备了可观的对欧贸易基础,对俄合作也风生水起。重庆正崛起成为欧亚物流国际枢纽、中国对中亚、欧洲贸易的桥头堡,西部国际贸易的领军者,重庆两江新区国际贸易也连续四年增速高于40%,这些数据,从一个侧面见证了重庆以两江新区为龙头,建成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桥头堡和枢纽的巨大发展空间。可以预见,中国正在进行的新一轮改革开放,以重庆为代表的内陆开放高地,以两江新区为代表的内陆开放窗口,将为中国抓住第四轮全球产业大转移机遇,扩大向西开放,注入强劲动力,发挥战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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