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夏，劳四村，这里是一片丘陵地带，6000多亩土地上整齐地树起了大棚，种植葡萄、桃子、樱花，以及各种蔬菜。
“这些本来都是农民不种的零散山岗地，农民现在有了打工收入，对种地不那么上心，土地抛荒比较厉害。”湖北丛霖农业公司相关负责人李宗保表示。他指着对面的山岗，那边茅草已过人高。
丛霖公司的土地是通过农村产权交易流转而来。成立于2009年的武汉农村产权交易所，是武汉探索农村产权改革的“探路”之举，也是“两型”试验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农交所总经理孙晓燕介绍：“土地流转，既可以盘活农村闲置资产，使农民财产商品化、货币化，增加收入，又可以促进农业规模化和产业化。”
运行5年来，农交所已组织各类农村产权交易2062宗，金额达120亿，涉及农村土地面积110.89万亩，像劳四村村民一样拿到“土地租金”的农户达17万户。
除了土地经营承包权之外，还有农村房屋所有权、闲置宅基地使用权、二手农机所有权等十余类。
“农交所在每个区有工作站，哪个地方有土地要进入市场，我们要进行严格的审查，每一个农民都必须签字同意。进入农业领域的工商企业，也要进行严格的资质审查，防止圈地。”
据悉，丛霖公司以550元/亩的“租金”，从20多个生产队、2000多户农民手上流转土地，三年一签，“我们一家一户地去沟通，每家都按了手印。”李宗保说。
价格由市场形成，不同地域、不同品质的土地，价格不同。“我们定期对外发布价格指数，就像发布房价一样，给投资者和农民提供参考。”孙晓燕介绍。
《土地承包法》、《担保法》和《物权法》等法律规定，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土地使用权不得抵押。武汉创造性地把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集体享受所有权，农民享受承包权，企业享有经营权，从而规避了法律风险，这在全国属于首次。
对农业企业而言，只有拿到鉴证，长期流转，才敢大规模投资，否则不确定性太大。丛霖公司负责人表示，为脚下这块土地，他们已经投入了接近2亿元。“包括沟、路、渠这些基础设施，地下埋藏的灌溉水管，地上的大棚设施，都是全新的。公司运营3年仍未盈利。”
前不久，丛霖公司以土地经营权为抵押，向银行融来一笔资金。“除了交易中介之外，我们还提供融资中介等服务，健全服务体系。”孙晓燕介绍。
这种“交易—鉴证—融资”的武汉模式，在国内独树一帜，为多个省市所学习借鉴。“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这一说法，一字未动地出现在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正文中。
（责任编辑：宋雅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