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新华社记者深入桂、黔、冀、青、新、晋、鲁等省区贫困村屯了解到，虽然通过种地、打工、政府补助可以保障温饱，但受自然条件、受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扶贫方式等因素制约，一些地区的特困群众增收仍然困难。不少受访业内人士表示，应细化“精准扶贫”机制，在科学分类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强化技能培训和教育扶贫，充分整合利用社会资源参与扶贫。
种地打工能自足 家庭收入靠补助
一日三餐玉米粥加青菜、种两亩地只够一家人吃、儿子打零工每月挣不到一千元——这是广西天等县驮堪乡孔民村龙恶屯村民许棉红家的现状。
许棉红的老公已经去世，现在她在家务农，两个儿子一个22岁，一个18岁，二儿子前几天刚到南宁去打工，大儿子在屯里帮人盖房子，有时去附近打零工。“大儿子一天60元，一个月大概能做十多天的活儿。”许棉红说。
在贵州省榕江县古州镇九秋中心村加退村，住着200多户村民。县里准备对这里实施整村搬迁，但只有106户愿意。九秋中心村副主任张永辉介绍说，目前，当地群众的生活基本属于自给自足状态，自家种点大米、白菜、萝卜、辣椒等。一个4口之家，一年的收入也就3000元左右。“我家搞运输，一年能挣两万元左右，已经算是加退村里的‘首富’了。”
在三江源生态移民地区，国家给予的补助在不少贫困牧民家庭收入中占有很大比例。在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唐乃海乡龙曲村，生态移民久买多杰家的年收入主要来自：低保金3000多元、草场禁牧补助2000元、燃料补助800元、三江源生态移民生活困难补助10800元、母亲的养老金和高龄补贴2100多元。
久买多杰说，他和母亲体弱多病，家里的收入主要用在看病吃药和日常生活开销上。现在银行里有贷款3．5万元，基本上是每年上半年由亲戚担保从银行贷点钱出来做小生意，下半年再用挣来的钱还贷，第二年年初再贷，如此循环。
自然条件差、文化水平低、扶贫见效慢
“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位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龙藏乡的赛日巴村是一个纯牧业村，海拔3600米，距离县城100公里。虽然直线距离不算太远，但因山大沟深，100公里的路程需要在颠簸、陡峭、多冰雪的砂石盘山路上驱车行驶2个多小时。全村共有138户580人，但村里人均草场只有108亩，且质量较差，全村贫困率达80％。
一旦市场发生变化或发生自然灾害，一些特困群众的生活就会雪上加霜。山西省大同市南郊区鸦儿崖乡乔村村民乔福奎家里有7亩山地，种点山药、土豆、玉米等，去年因为干旱基本绝收。在“中国糖都”广西崇左市，农民60％左右的收入依赖于蔗糖产业，但近年来一路走跌的糖价和不断上升的成本，让不少贫困群众损失惨重。
同时，不少贫困群众因文化水平低，只能从事简单体力劳动。九秋中心村副主任张永辉介绍说，全村现在只有一个大学毕业生，目前高中在读的也就5个，初中毕业的有20多个。“近一半村民外出打工，都是出苦力的。”
受限于自然条件差、文化水平低，加之一些地方扶贫方式的“造血”功能不强，一些贫困地区的扶贫见效缓慢。广西崇左市扶贫办副主任潘辉化表示，由于扶贫资金有限，多年来不少地方采取的是“从近到远、由易到难”的工作方式，边远地区最困难村屯的扶贫开发工作受到的关注不足，很多工作辐射不到，专项资金投入少，项目安排少，这也导致一些最困难村屯发展缓慢、群众增收困难。
注重分类帮扶、强化教育培训、整合社会资源
面对扶贫工作出现的新问题，不少受访人士对推进“精准扶贫”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崇左市委副书记冯学军认为，当前应从“由近到远、由易到难”的传统扶贫模式转变为“从易到难、重点突破、带动全局”的新扶贫模式。要进一步做好“重新识别”工作，既要根据贫困程度把贫困村、贫困户再分类，也要根据致贫原因对贫困户进行细分，因地制宜综合施策。
榕江县扶贫生态移民局副局长罗幸金认为，现有的培训项目以短期培训为主，贫困群众学到的东西比较粗浅，希望今后能拨付部分专项资金，针对厨师、水电安装、电焊等市场需求大的专业，开展长期系统培训，切实让参加培训的贫困群众学到一技之长。
针对贫困地区的教育问题，贵州省从江县光辉乡党委书记韦建灵指出，现在很多贫困学生基本能完成义务教育，但不少贫困家庭还负担不起高中教育的费用，应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扶贫和高等教育扶贫。
广西天等县委书记吴强则建议，在继续实施跨地区对口帮扶的同时，还应搭建扶贫公共信息平台，吸纳企业、社会组织等共同参与扶贫。（参与记者：向志强、袁军宝、顾玲、杨洪涛、白林、孙亮全、阿依努尔）
（责任编辑：宋雅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