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一体化目标明确，即疏导北京的非首都功能，解决大城市病问题，打造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
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的三个省级行政区的一体化，难度不小。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个新问题，并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借鉴。不同行政区各有不同目标。但是，协同发展要求有各行政区的决策不能只是简单地考虑自身因素，而应全面考虑京津冀不同地区发展的需要。
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既是解决北京大城市病问题的一部分，也是河北和天津发展的机会。河北省和天津市如何有效对接是个难题。一些疏解对象出北京，如不能有相应配套措施跟上，则可能无法生存，导致平稳疏解目标难以实现。在京津冀全区域内配置资源，是一体化的应有之义。如果因为种种因素，某个区域不愿意让优质资源在区域内配置，那么一体化的目标肯定会受到影响。建立一套体制机制，让资源能够真正流动起来，也非易事。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才能减少资源区域内的错误配置。京津冀一体化需要政府推动，但更需要市场作用。政府需要进一步转换职能，让区域内各种生产要素的流动畅通无阻，让市场更加统一。市场是复杂的，这意味着过多的行政干预可能损害效率。产业布局可以规划，但具体的产业对接，更有效的做法还得依靠市场。无论是从信息，还是从激励的视角来看，行政决策均难以解决市场有效运作的问题。与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相比，京津冀市场力量的成长还有较大的空间。
资源环境约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难题。南水北调虽可部分缓解水资源约束难题，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水资源价格的确定如更多考虑市场因素，则有助于区域内合适产业的选择。环境污染是全局性问题。仅将污染企业从北京迁到河北省解决不了问题。雾霾还会因此出现，污染还会相互影响。环境治理更需不同行政区之间的协调，而不是简单的污染企业迁移。资源环境的承载力决定了京津冀协同发展不能只是从区域本位出发考虑问题，而更应从全国大盘子中找到合适定位。区域协同发展不贪大求全，所有经济问题不仅可以考虑在全国大盘子中解决，而且还可以考虑如何通过融入全球化大潮来解决。这也是前所未有的难题。
打造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只能靠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产业转移过程应同时是产业升级的过程。传统产业改造必须依靠创新。新产业的兴起同样要借助创新。京津地区有大批高水平大学、科研机构以及有较强科研能力的企业。形成新增长极必须充分发挥这一优势。这就要求解决科研成果如何转化为生产力的问题，解决激励科研人员多出成果多出高水平的成果的激励问题。要在国家科技体制改革和创新体系建设中探索出一条可以推广的路子，京津冀一体化任重而道远。这里，同样需要依靠市场。只有市场才能释放出活力，才能促进技术与市场的有效对接。科研人员多在事业单位，单位与个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处理，应该能够促进科研人员持续创新。这方面，京津冀一体化当得取得可向全国推广的经验。
京津冀一体化需要解决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难题。协同发展不是将某些人固定在某一处的发展。人口流动应该顺应市场规律。户籍制度管理人口对京津冀一体化的约束需要突破。一些不适合开发的地区，人口就要转移出来。人口流动可以减轻这些地区生态环境的承载压力，可以让释放劳动力红利。加快公共服务均等化，才能逐步抹平不同地区户籍所蕴含的公共服务红利差异，才能消除人口流动的制度性障碍。
(作者：杨志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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