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
近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以下简称TPP）的签署及媒体的解读，让部分读者感到恐慌和茫然，不过在研究TPP的专家和学者眼里，TPP仅仅是个含义宽泛的多边国际贸易协议，中国的应对措施早在上海自贸区设立之初就已经开始，如果了解了中国的自贸区战略，就能够坦然面对TPP。上月，在由深圳大学、深圳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自贸区建设：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学术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对中国开展自贸区实践的背景作了透彻的论述，其中透露中国设立自贸区就是为了反制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简称TTIP）。围绕中国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创新促进改革深化的问题，本辑晶报非常话题编发了与会嘉宾的部分精彩观点。
在全球范围内 探讨国家背景很有必要
徐湘林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国家治理本身的很多决策深受国际环境影响，包括自贸试验区，包括“一带一路”。自贸试验区和“一带一路”都是向外的，不是说国内内部怎么样。如果是按照国内内部权力分配、政府治理，认为它只能解决有关自贸区跟“一带一路”战略的国内环节，那国际上呢？国际上的范围我们也要加进去。如果把中国的改革，自贸区这种国家重大战略设计放到国际环境中的位置去，我们是否应该在全球范围内探讨国家背景，这非常有必要。我们研究国家治理的时候，很容易跟随美国人对全球国家的分类，这种分类在我国非常流行，最流行的一种就是以政府组织的形式为标杆，把世界国家分为民主主义国家和威权主义国家两大类，然后再对每个国家在这个光谱上哪个位置进行划分。这种注重国家政权形式的分类对我们国家是很不利的。在现代社会，国际体系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是否应该有新的关于国家类型的分类？如果我们考虑到国家治理这个因素的话，则可以根据国家意志和国家治理能力，当然包括国家治理层面的价值，对国家进行划分。应该清楚，我们国家在世界上处于什么位置，我们应该采取哪些决策和行为才是比较恰当的。
对改革的红利要有获得感
黄卫平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教授
当年搞经济特区和现在搞自贸区，在改革的共识上差异是非常大的。中国经济特区的创立拉开了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序幕，当时有非常强大的传统意识形态因素，但是有鉴于“文化大革命”给中国造成了巨大危机，所以改革的动力和压力更大。有人曾经分析，中国的改革总体决策者，最主要的推动精英是以“文革”和历次政治运动受害者为核心的，以广大急于解决温饱问题的底层民众为主力的。所以党中央所作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决策基本上是全社会多数认同的。虽然有意识形态主义，邓小平说可以等，可以看，邓小平是不争论，通过改革所取得的成效推动改革的发展逐步形成改革共识。而现在中国自贸区的创建是在中国经济已经高度发展，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综合国力极大提升，同时中国的社会利益高度分化的条件下进行的。所以一方面全民族、各阶层逻辑上都是改革的受益者，但是客观上由于对改革红利分配机制公平正义的存疑，所以很多人对改革的红利没有获得感。今年总书记专门在全国人大上强调，要让人民群众对改革开放有获得感。
联手港澳打造粤港澳大湾区
毛艳华
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广东自贸试验区的创新与发展方向，第一是国家建立自贸试验区是要探索这个制度的基本框架，比如自贸试验区的管理架构在国外是企业化管理。第二是建设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进综合执法改革，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加快信用体系建设。第三是强化国际贸易功能集成，就是其他地方做不了的，只有你这个地方才能做的平台，比如物流中转，大宗商品交易，还有把贸易、结算、金融服务等功能集中在一块。第四是助推人民币国际化，这块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定位更高一些。我们过去比较强调自贸试验区跨境人民币的借贷，解决区内的融资问题。但这个不是自贸试验区要做的东西，自贸试验区要做的是助推人民币国际化。第五是联手港澳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发挥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创新优势，探索粤港澳深度合作的机制创新，促进越来越多的要素更便捷流动，尤其要加快和深化与香港在专业服务领域的合作。
自贸区最重要的开放领域是金融
刘伟丽
深圳大学自贸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中国的自贸区战略是面对国际经贸投资规则运行机制的新办法，内生性地探寻单边对外开放的发展路径。这样的提法不知道对不对，我自己是这样的理解。这句话是我们的领导人提出来的，要从跟随者向参与者和制定者转变。
我们这一轮的自贸区是努力寻求服务业对外开放的新模式。自贸区最重要的开放领域是金融。我感觉从上海到后来的三个自贸区，他们做的更多的是开放。以开放促改革，自贸区承载着如何走一条改革路径，所以自贸区承载更多的是改革的使命。
自贸区的对接过程要先易后难
尹晨
复旦大学上海自贸区综合研究院秘书长、副教授
在自贸区的对接过程中要先易后难，从中长期来看，上海自贸区对接“一带一路”是中央的命令，所以不存在讨论做不做的问题。
在“一带一路”对接的过程中，对于自贸区原来的重点领域，特别是在第三方评估里面评价不高的领域，既然自贸区本身这个概念难以推进的话，在“一带一路”或者长江经济带这个更大的帽子上是不是可以获得推进，这个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工作，也是处在十字路口的上海自贸区正在寻求突破困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
国内审批改革先进经验值得借鉴
肖滨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教授
国内审批制度改革先进经验借鉴，我这里重点讲两个地方，一个是上海浦东新区。它有一个告知承诺，就告知你我们审批的大致标准和要求，企业就承诺说我满足你的要求。这时候可能会减少审批的必要性。另外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浦东新区把行政审批和技术审批分离开，把规划、消防、卫生、交通、气象等技术性审查分离出来，由一种审查公司来审。政府审也很困难，因为专业化要求很高，那还不如第三方作业，交给专门的审查公司来帮你审。你真正要审的是什么呢？在国家的法规上、行政规范上是不是符合要求的。这样的话可以把政府的行政审批资源和精力更多提供到对企业、社会的服务上，而不至于花大量的精力在技术上去审核。
天津滨海新区有一个经验值得注意，他们有一个经验是“一颗印章管审批”，他们专门成立了行政审批局，把审批事项都由审批局来负责。一个窗口流转，一份清单定边界，这些都值得前海借鉴。
以上发言未经本人审阅
（责任编辑：魏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