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关系：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实践向度
为推动京津冀产业协同向纵深发展，弥补区域结构性短板，化解产业结构矛盾，需要在新经验场域中平衡两对基础力量。
第一，央地政府关系。这一关系结构需要区分中央和地方政府两个层面，本质为权力结构的适应性变革，破解“条块分割”导致的区隔化区域经济。从中央层面看，在财政、货币、税收、土地等宏观领域发挥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优势，统筹整合京津冀资源，消解区域利益冲突。同时，在微观框架下疏通京津冀产业协同创新的政治“堵点”和规则“盲点”，如增加政绩考核中的协同权重等，从顶层介入间接推动产业协同。在三地协同发展实践中，更多需要地方政府的努力，从而逐步消解政策的“悬置”。京津冀三地省级政府应根据《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顶层设计，落实《关于加强京津冀产业转移承接重点平台建设的意见》，画好产业协同同心圆；创新匹配性政策工具，推动制度适应性变迁，完善区域合作、互利、共赢等机制。
第二，政府与市场关系。市场通过价格信号调节资源，同时提供获益以激励行动，并约束权力的不当扩散。自由市场不可能独自有效运行，它难以使区域资源的分配自动平衡并得到社会认可。这恰恰是政府调控的优势所在，因此，区域协调需要政府的适当干预和功能性改革。从产业协同立场看，要有双轨式的制度安排。一是从区域协同发展的需求“痛点”出发，强化政企沟通机制，找准企业诉求的“要点”以增强政策定力，消除经济政策的等级性和区隔性，同时收敛政策风险并降低政策不确定性，从而增强企业对政府的信任。二是从区域协同发展的供给切入，建立健全符合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强化大数据治理模式，建立京津冀企业投资项目在线备案管理系统和“容缺受理”机制，提高行政审批效率。从产业治理的角度看，通过适度放开获益性较高产业的行政垄断，减少对非公有经济的事实排斥，加强产业链分工，完善资本市场、技术市场政策供给，从而营造京津冀内生良性并存的产业生态。另外，依托既有的城市基础，提升城镇化水平，探索产业生产要素的流动向度、速度、空间密度，建立区域产业新增长点和区域增长极；在微观层面上，厘清权力与资本的逻辑边界，明晰政府部门的行动界限，通过自律与他律并容的规则和价值体系，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在区域资源配置时既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作者单位：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
（责任编辑：魏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