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讯 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国家之间的合作普遍存在，同时一国拒绝与其他国家合作的国际合作困境也比比皆是。依据合作方政策协调程度差异，国际合作可以分为共同避免和共同增益两大模式，冲突、规避、协调、联盟四种类型。在协调型合作中，合作双方的权力差距越小，合作的可能性越低。权力接近使得在权力转移进程中处于不利的一方，对于相对收益更加敏感。同时，也不能忽视地理距离的影响。地理上相距越远，越可能缓解权力差距的影响。而且，决策者对于合作领域的认知，也影响国际合作的实现。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日本对于与中国的增益合作日益敏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实力快速增长，无论经济实力还是军事实力都有较大发展。与此同时，随着政治的“漂流”与经济的“退潮”，冷战结束后日本陷入“失去的二十年”，从国家到社会，从精英到大众，日本充斥着一种难以言说的、复杂的“丧失感”。中日之间的发展差异，对亚洲地区的权力结构产生了直接冲击。进入21世纪，日本对于权力转移的担忧日甚，并试图阻止这一进程。
2013年初，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公开宣称：“日本回来了，日本不是也永远不会沦为二流国家。”这不由得让人思考：日本回来了，那么它曾经走向了何方？日本不是也永远不会沦为二流国家这一口号，恰好印证了日本对于自身地位衰落的担忧。美国《新闻周刊》（日文版）在2017年8月刊登了一篇题为《等待日本的两种未来》的文章，提出了三个令人深思的观点：其一，东亚的超级大国是中国，日本只是其周边的中等国家，这是千百年来古代东亚的“常态”；其二，日本也只是领先了百余年，在历史长河中仅是“昙花一现”；其三，最近30年日本逐渐丧失了这种优势，逐步回归“常态”。从空间层面看，中国崛起与日本相对衰落处于同一时空中，不可避免地造成日本对中国快速发展的忧虑。日本刻意与美协调、与华对抗，潜在的原因是，日本精英不愿意接受日本衰落的现实和中等强国的前景。这也成为日本认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心理背景。
在权力转移进程中，处境不利的一方对合作中的相对收益非常敏感，担忧对方的收益会加速不利于己的权力转移进程。如果今天的合作方在未来成为敌对方，那么今天的合作将为未来埋下巨大的安全隐患。这种担忧会制约双边的增益合作。日本并非不愿意通过与中国的合作来获益，而是担忧这种获益会更有利于中国。从相对收益角度分析，日本对“一带一路”框架下中日合作的可能性，持以下两种基本看法：一方面，担忧中国因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获得支撑经济增长的外部需求来源，以及进一步提升对地区乃至国际秩序、规则影响力的输出，从而使得不利于日本的中日权力转移过程进一步加速；另一方面，担忧中国利用“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战略工具削弱日本的权力、地位，使得日本的政治、经济与安全利益受到损害。特别是在中日关系仍存在诸多矛盾的情况下，日本认为由中国主导推动的合作机制与规则不利于日本，中国有可能利用这些规则、机制来针对、压制日本。这反映出日本当前在地区合作方面对中国相对明显的不信任感。
在日本外交与战略学界，目前的主流观点是，即使中国无意（或无力）恢复历史上在东亚地区的绝对主宰地位，但借助日益上升的经济力量，追求对地区事务的主导权，特别是在国际秩序的建构中力争主动，显然是中国的主要目标，在这方面，“一带一路”倡议承载着诸多战略功能。即使是对经济合作抱有期待的日本经济界也认为，中日民间企业间围绕“一带一路”，既有通过合作扩大收益的一面，也有相互竞争的一面，特别是中国在这一倡议框架中推动对己有利的贸易、融资规则，试图冲击原有的、对日本有利的规则，并以此为基础从日本手中争夺海外市场份额，具有中国特色的“官民合作体制”或将在国际竞争中置日本企业于不利地位。关于中国倡议设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日本方面也有不少人认为，这是对传统上由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的反制措施。在发放贷款上，亚投行的标准更低，导致了日本以及美国影响力的衰落。亚投行的设立是中国追求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相称地位的行动，是中国挑战现有亚太经济规则的开始。当今国际政治大国的竞争，已经由直接的权力斗争转向了规则和制度的竞争。即使目前中日围绕“一带一路”已在探寻合作的可能，但日本国内舆论基于相对收益特别是在战略和政治上日本可能利益受损的担忧，对“一带一路”的认识依然具有明显的主观倾向性，对中国的对外政策意图进行简单化乃至歪曲化解读。这也成为日本与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合作的观念障碍。
正是由于担忧中国主导“一带一路”将来可能冲击甚至取代日本已有的海外战略布局和影响力，或者运用“一带一路”遏制日本，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日本政府的公开态度总体上谨慎而警惕。最初，日本试图追随美国并联合其他西方盟友，共同抵制“一带一路”倡议。在国际社会特别是欧洲各国纷纷参与“一带一路”合作的背景下，日本不得不调整策略，有限度地表示出合作意愿。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宣布终结奥巴马时代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寻求调整地区战略及包括中美关系在内的大国关系。美国政策的转变，进一步影响了日本的决策。2017年5月，在美国派代表访华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同时，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也携安倍亲笔信率团访华参会；6 月，安倍在东京首次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做出积极评价；11月，在越南岘港的中日首脑会谈中，安倍向习近平主席表示，日本将积极探讨在“一带一路”框架内与中方进行合作。
需要看到，日本当前的政策调整不是主动寻求国际合作的结果，而是试图在“一带一路”框架中更好地维护与追求本国利益。在探寻与中方合作可能性的过程中，日本仍然高度关注自身相对收益，对中方的合作设想、倡议报以谨慎回应。日本参与“一带一路”的关键在于坚持自身策略的独立性，并且要“引导中国遵守国际规则”。日本在宣布参与“一带一路”合作的同时，始终坚持设定诸多前提条件。安倍2017年6月在表达愿与中国开展“一带一路”合作时，强调了四点“合作前提”，即项目全面开放、具有透明且公平的采购程序、确保项目具有经济效益、不损害借款国家的财政安全。这反映出，日本对中方的合作倡议缺乏信任，认为其有可能损害日本国家利益、威胁日本在地区与国际合作机制中的影响力，因此才设定诸多合作前提，以图在合作框架内干预中国的行为，确保日本在合作中的主动性。
与中国争夺在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影响力，是日本应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措施之一。2015年5月，日本政府宣布，计划建立通过国际协力银行提供风险资金的新制度，建立促进民间多种资金流入亚洲的框架，提升亚洲开发银行融资能力的50%，并计划至2020年向亚洲提供总额为1100亿美元（约合13万亿日元）规模的基础设施创新资金。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出口，是安倍经济外交的重中之重。安倍成立了“海外经济协力基础设施战略会议”，由内阁官房长官任负责人，成员包括财务、总务、外务、经产、国土、经济再生等六位大臣，每年都会更新“基础设施系统出口战略”。正是在这一战略中，确定了2020年基础设施出口总额达到30万亿日元的目标。为了与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基建出口项目直接竞争，日本有针对性地提出“高质量基础设施”，试图以“质量优势”对抗中方的“财力优势”，并通过提高融资能力、推动积极的“海外营销”，强化日本的竞争能力。
同时，日本试图借助联盟力量，特别是通过“印太战略”对冲“一带一路”倡议，以阻止不利于日本的权力转移进程。2014年7月签署的日澳《面向21世纪的特殊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声明》将两国关系提升为“新型特殊的战略伙伴关系”。澳大利亚是日本构筑“民主安全菱形”、阻遏中国崛起的重要环节。日本希望借助“合纵连横”的串联外交、环绕外交对中国形成制约，对冲中国加速崛起给日本带来的权势变动和不利影响。2014年，印度总理莫迪访问日本，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为“特别战略全球合作伙伴关系”。2016年安倍在对印首脑外交中正式提出“印太战略”，2017年初又联合印方提出“亚非增长走廊”（AAGC）计划，试图借此进一步强化与印度的“战略合作”。加上2017年11月特朗普访日时日美首脑宣布共推“印太战略”，日本积极策动的日美印澳“四国联盟”浮出水面，成为对抗“一带一路”倡议地区影响力增长的战略框架。日本认为，东南亚是日本地区外交与中方“一带一路”倡议展开影响力竞争的最关键区域，因此持续运用官方援助、安全防卫能力“共建”等手段，不断强化与东盟国家的关系，这一点并未随着日本宣布与中国开展“一带一路”合作而有任何变化。
为了应对中国崛起、阻止中日两国间权力转移进程，安倍政府持续增加国防开支。其战略意图和目标有三：一是试图改变战后秩序所规定的地缘政治版图，二是开展全球范围内对美国干预行动的无缝支援，三是确保对地区事务的快速介入。日本首个《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称，“基于国际协调”的“积极和平主义”，是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指导思想。日本的国家安全战略有三个目标：自身安全、亚太地区安全、全球安全。而所谓“国际协调”，不过是以加强日美军事同盟合作为基础，通过各种国际运作来实现遏制、打击对手的目的而已。至于“积极”一词，则不仅表示日本要对国际安全“做贡献”，且明确提出日本要在国际争端解决中发挥“领导作用”。
在自身实力受限的情况下，日本对盟友的战略依赖大大增强。美国是日本最为重要的盟友，日本加强与美国的双边联盟需求达到了历史高点。2014年12月24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以牢固的日美同盟为基础，进一步大力开展‘俯瞰地球仪外交’。以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为依据，高举‘积极和平主义’的旗帜，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做出较以往更大的贡献。” 2015年4月27日，美日发表修改后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简称“新版《指针》”），主要调整以下几点：第一，合作空间不断拓展。新版《指针》指出，美日合作关乎亚太乃至世界的和平、安全、稳定和经济繁荣，双方还要加强在太空领域和网络空间的合作。第二，合作时间进一步延伸。新版《指针》强调美日合作从“平时”到战时的无缝合作。第三，合作机制不断强化。新版《指针》提出要构建“无缝、强力、灵活、高效”的联盟协调和联合应对机制。第四，美日关系趋于对等。美国基于维持亚太主导权的考虑，积极支持和推动日本成为一个正常国家。但是，受制于自身实力，日本参与国际事务越多，其对于盟友美国的依赖反而越强。日本对于美国的严重依赖，反过来削弱了日本外交的自主性。当日美关系不稳定时，日本外交就面临结构性困难，很难对中国采取积极政策。这是因为日美关系的稳定，是日本对华政策的前提。在日美关系不稳定时，如何拉住美国成为日本的头等大事。即使日本对日美同盟有信心，而中美关系呈现对抗时，日本对华政策的选择自由也受到限制。这是因为要维护日美同盟，日本必须选择与中国对抗。只有在日本对日美同盟有信心、中美关系也稳定的情况下，日本外交的自由度才会增加，日本才比较容易对中国采取积极政策。
而且，中美实力的接近，也让一些日本战略家担忧美国对抗中国的决心。正如一位日本战略决策层的核心人物所言：“我们很可能会看到中国的国防预算持续增长，而美国的影响力日渐减弱。因此，我们将有必要建立一个亚洲版的北约，以便在该地区与中国保持平衡。”美国是否拥有必要的军事力量来抵制中国的反介入战略，对此也存在疑问。中国的反介入战略对于中日领土争端和日本海上交通线的安全具有直接影响。一方面日本在战略上严重依赖美国，另一方面日本对美国也不信任，两者共同导致了日本战略的内在局限性。
（作者系天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袁伟华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供本网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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