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召开前夕，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换届工作全部结束，共产生118位1960年(含)后出生的省级常委，占所有省级常委人数的29.28%，其中新疆、西藏各产生7位“60后”常委，内蒙古、贵州、安徽、黑龙江分别有6名，山西、吉林和宁夏也都达到了5名。同时，50岁及以下(1962年后出生)的省级常委也达到72位。面对高级干部年轻化的趋势，人们不禁要问：“60后”省部级干部人数日益飙升会在中国引发何种效应？

    “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越来越多，对于中国整个社会发展会产生新的影响，他们的影响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

    第一，“60后”省部级干部的受教育程度比较过去有了普遍提高。这些新当选的省部级领导干部基本上都受过大学教育，多数都接受过研究生教育，知识结构比较过去更加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视野也更加开阔。这种知识化、专业化的特点正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确立的“四化”型干部的重要标准，这个特点符合改革开放的需要，符合国际化的需要，更符合今天中国继续发展的需要。在国际化的浪潮中，我们的领导干部需要有宽广的胸襟、丰富的知识、长远的眼界，要善于把握世界大势、善于引导国内最新潮流、善于与国内外各界人士沟通交流，而“60后”省部级干部在这方面具有很大优势。

    第二，在坚持改革开放问题上，“60后”领导干部意志将会更加坚定，思路可能会更加开阔，方法会更加多样。这些“60后”领导干部大多是在19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上大学、1980年代参加工作的，亲身经历和参与了改革开放的历程。他们亲身感受了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的差异，领略了改革开放带给中国的实惠，深刻洞悉了改革开放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唯一出路。所以，无论中国出现什么困难和挫折，这些人从总体上不会把走回头路作为自己执政的思路，只会从如何进一步改革开放的角度来思考前进的道路。

    第三，会更加注重民生，更加亲民务实。这些“60后”领导干部基本都是从基层做起，或者有相当长的基层工作经验(一般都有25年左右的工作经验)，知道中国百姓所关心的主要问题，同时兼有对于国际社会发展潮流的了解和把握。他们在整个社会舆论监督越来越透明化、公开化的氛围中，也会注重塑造在民众中的公共形象，亲民则是其基本的内涵，务实则是其重要的风格。因此，注重民生，塑造亲民形象将是“60后”领导干部确立其合法性的重要途径，这不仅关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也关乎这些干部的前途命运。

    不管怎么说，“60后”省部级干部的大规模登场，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是有利的。这不仅是从世界历史的发展中得出来的经验，也是我们党历史发展所证明的。中国共产党一直重视年轻人、使用年轻人。党的一大代表平均年龄不到28岁，红军时很多20岁左右的人就当了师长、军长、团长，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当时担任党政军重要岗位的领导人基本在50岁左右，至于省部级、军级领导干部多数在40岁左右。建国后的近30年时间里，我们没有建立健全的退休制度，使得干部老龄化日益严重。改革开放后，中央在干部年轻化上态度坚决果断，制定了一系列措施。党的十二大在这方面迈出了一大步，该次代表大会后的省部级领导班子的平均年龄由调整前的62.2岁下降到55.5岁。

    十三大在干部年轻化方面更前进一步，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平均年龄由十二大的59.1岁降到55.2岁。此后，党政干部的年轻化一直保持平稳的发展势头，年纪越来越轻，学历越来越高，民主的程序越来越严格。正是有了不断进步的干部任用政策，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日益繁荣昌盛。按照这样的历史逻辑，我们对于“60后”省部级干部的大量登场，应当抱有积极的态度。

    原载2012年8月20日《学习时报》，本报有删节
    

（责任编辑：尹彦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