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5日，科技人才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倡议墙上留下众多签名。本报记者 董碧娟摄
经济日报北京8月27日讯（记者 董碧娟） 我国已有30多个农作物新品种通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审定或注册；我国科研人员发起吴哥遗产地环境遥感研究项目，研究成果得到柬埔寨政府高度评价；我国正全面推动中国铁路技术标准走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8月25日举办的科技人才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峰会上，多位专家分析了中国科技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的现状和趋势。中国科技究竟能否像2000多年前的丝绸瓷器一样闪光在“一带一路”上？
农业科技：
走出去步伐明显提速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科院副院长吴孔明说：“我国在水稻杂交育种、作物高产栽培、动保、植保、农机、太阳能利用与沼气等技术与产品研发上具有明显优势，在转基因技术、农业信息技术和品种资源等研究利用上几乎与世界先进水平同步。我们的这些优势恰恰是‘一带一路’中大部分国家的弱势，我国农业科技与他们的需求高度契合。”
近年来，我国农业科技成果及项目更快地走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了中国——巴基斯坦抗旱高产双低杂交甘蓝型油菜产业化项目，初步构建了中巴杂交油菜国际化商业育种及产业化体系；中亚棉花研究多点开花，在吉尔吉斯斯坦开展了棉花比对试验，就共建中吉科技园区、中哈农业科学联合实验室、中巴农业中心达成共识，为我国棉花品种和技术在中亚地区示范推广奠定了基础；为菲律宾等提供沼气技术及设备，并培训技术人员；在老挝、缅甸分别建成赤眼蜂试点工厂等。
一系列科技示范项目也卓有成效，如东盟地区的中菲农技示范中心、中柬种猪示范；中亚地区的中哈联合治蝗、塔吉克斯坦农业科技示范园项目；中东欧的中保农业合作项目、中匈柠檬酸合作项目、中保玫瑰合作项目、中罗农业科技示范园等。
尽管成效突出，我国农业科技助推“一带一路”建设的能动作用仍未充分释放。吴孔明指出：“国家层面的农业科技战略部署和协调机制有待进一步加强；一系列国家层面的政策相对滞后；建设和管理经验不足、风险控制能力有限、国际化科技管理人员缺乏；海外合作科研机构平台缺乏稳定的支持渠道和运营经费；缺乏‘以我为主’的大型合作计划。”
“我们应该切实改变过去单一技术、单一产品单打独斗，甚至恶性竞争的不利局面。”吴孔明建议，应该以国际视野进行手段配套、信息共享、优势互补和工作联动，为农业科技合作做好引导和服务。
“下一步，我国应开展‘一带一路’周边国家的农业科技需求调研和国别研究，制定‘一带一路’农业科技合作发展规划。我们应强化在动植物疫病防控、作物基因挖掘、水稻种植、蔬菜园艺、水产养殖、农业大数据、旱地农业等领域的科技创新合作。”吴孔明说。
空间技术：
又快又准观测“一带一路”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所长郭华东说，“一带一路”作为一个突破性、全局性的国家战略，具有范围广、周期长、领域宽等特点。因此需对沿线国家的生态环境格局和发展潜力进行宏观、动态分析，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基础性、宏观性环境数据。空间对地观测技术具有宏观、快速、准确、客观获取数据的特点和能力，是实现“一带一路”环境观测的有效手段。空间信息技术研发也能为沿线国家提供空间信息技术支持。
郭华东指出了能够应用于“一带一路”建设的空间技术，比如空间信息技术中的虚拟地面站、北斗导航定位系统、数据处理技术；空间大数据工程中的可视化系统、数据共享系统、数据密集型科学。
目前，我国基于卫星、平流层飞艇和飞机的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通过完善地面资源，与其他观测手段相结合，形成了全天候、全天时、全球覆盖的对地观测能力，预计在2020年前后建成。同时，我国陆地观测卫星全国数据接收站网已覆盖亚洲70%陆地，填补了我国西部、南海与周边国家数据接收的空白，实现了国际领先水平的接收技术指标。
为进一步加快空间技术在“一带一路”建设上的应用，郭华东建议应打造中国——中亚空间信息通讯技术合作高地。我国应发起地球观测组织（GEO）中亚计划，在GEO框架下，充分发挥我国对地观测领域的优势，在中亚建设虚拟地面站，开展人员交流、空间信息应用等工作；还应在中亚建立地面站跟踪网和增强系统，提高北斗系统的定位精度，为中亚各国提供导航定位和授时。“我国还应通过‘数字丝路’建设，实现‘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地区在数据信息服务、互联网业务和国际通信业务领域的互联互通。此外还应铺设高速跨国通讯光缆，建设统一的数字化信息共享平台，在新疆建立面向中亚的信息枢纽。”郭华东说。
郭华东还建议，我国应与中亚国家以共同关注的科学问题为牵引，开展实质性合作研究，尤其在气候变化、水资源和矿产资源、生物资源和现代农业、生态修复和环境治理、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等领域开展互惠互利的合作研究，提升中亚国家的整体科技能力，也提高我国在中亚的话语权。
油气及铁路：
综合技术优势不断凸显
“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油气战略合作存在长期互补性优势。‘一带一路’国家油气合作是我国油气能源保障的重要补充。去年我国进口原油3.11亿吨，进口天然气595亿立方米，‘一带一路’国家是主要资源地。”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李阳说。
李阳指出，在“一带一路”油气合作中，不仅要利用好资源优势，更要发挥好技术优势。因为油气勘探开发具有高投资、高技术、高风险的特点，参与国际竞争更需要先进技术做后盾。同时，各国油气藏地质特征及勘探开发状况不同，需要创新高效的适应技术。
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油气藏勘探开发全生命周期的开发技术体系，包含复杂油气藏精细描述技术、注水开发技术、高含水油田提高采收率技术、低渗透油藏开发技术、缝洞型油藏开发技术等。李阳建议，我国应依托重大项目及重大技术带动装备和技术走出去，建立和完善境外油气投资带动工程建设、工程技术、物资装备走出去的鼓励政策。
中国铁路国际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朱鹏飞介绍了中国铁路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技术优势：“经过多年发展，中国铁路技术先进、安全可靠、节能环保、性价比高等主要技术经济特点日益凸显。现在，中国铁路不管是规模和技术，还是管理和人才，都具备与世界铁路强国竞争的优势，能够担负起‘一带一路’战略的重任。”
中国铁路的技术优势可通过4大重要成就体现，如穿越世界屋脊的青藏铁路建成通车；大秦、朔黄重载铁路实现扩能改造；成功实施第六次大面积提速；高速铁路运营里程跃居世界第一。中国高铁在工程建造、列车控制、客站建设、系统集成、运营管理等领域都掌握核心技术，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体系。
这些技术优势需要纳入高效的管理系统中。经过多年运营实践，中国铁路形成了基础设施、移动装备、综合检测、防灾减灾、应急救援为一体的安全风险管理体系。高速铁路实行全线封闭管理，具有先进的防灾安全监控系统和完善的灾害预防措施、应急救援措施，能够及时发现和处理大风、降雨、冰雹、地震等自然灾害和各类突发事件，确保高速列车安全运行。
“中国铁路还具有人才上的优势。截至目前，先后参与我国高铁研发生产的有国内一流重点高校25所，一流科研院所11家，国家级实验室和工程研究中心51家，以及63名院士、500余名教授、200余名研究员和上万名工程技术人员。”朱鹏飞说。他建议，下一步我们应该加强利用铁路既有人力资源，为“走出去”提供技术支撑；引进国际化人才，为“走出去”增添动力；支持项目所在国人才培养，为“走出去”实现长期合作打好基础。
（责任编辑：杨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