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粮食实行产销制，全国确定了几大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近年来，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发展，一些粮食主产区的自给率也在逐渐下降，甚至由产区变成销区，粮食供应不平衡也带来新问题。
12月14日，在北京举行的以“粮食与国家安全”为主题的第十二届国家安全论坛上，中国职业经理人协会会长、原吉林省省长洪虎表示，吉林作为粮食主产区，给主销区调运粮食，但是粮食款多年收不回来，这极大地影响了粮食产区的积极性。
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了解，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利益不平衡的矛盾由来已久，业界很早就提出应建立粮食主产区的利益长久补偿机制。
“北粮南运”新格局/
历史上，由于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的不匹配，我国形成了“南粮北运”的格局。近十几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城市化推进等的影响，大量农田用于建厂建房，原本属于产粮大省的南方省份产粮功能退化，粮食自给率降低，逐渐形成了今天“北粮南运、中粮西运”的局面。正是这一局面的出现，我国制定了粮食产销制度。
1994年，国务院在综合考虑了各省资源差异和粮食生产传统等因素之后，依据粮食生产与消费量的多少，经《国务院关于深化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的通知》明确了北京、天津、上海、福建、广东和海南等六省市为粮食主销区。同时，国家实行“米袋子”省长负责制，以作为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手段。
此后，在2001年进行的新一轮粮改中，浙江因粮食产量和库存大幅度下降，也被国务院纳入到了粮食主销区。此轮粮改重新划分了粮食主产区、产销平衡区和主销区三大功能区的版图：除了山西、新疆等11个省区确定为产销平衡区，黑龙江、吉林等13个省区市被确定为粮食主产区外，我国还有7个粮食主产区。
近年来，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产销平衡区的粮食缺口也在加大。目前，粮食主销区的数量维持在7个左右，2010年，全国7个粮食主销区从省外购进粮食5300万吨，比2006年增加了585万吨，年均递增4%。
以广东为例，粮食产量多年稳定在1400万吨左右，自给率不足40%，其中六成需要从湖南、江西等省份购进，年均缺口大于2400万吨，成为中国第一缺粮大省。
公开资料显示，在粮食产销区体系建立之后，从1999年开始，全国粮食跨省流出量开始超过1000万吨，且每年都有大幅增长。2012年，全国粮食总流通量已经增加到近3000万吨。
从产区到销区的这一物流过程，传统的储备及运输系统正在经受多重考验，对粮食安全提出考验。洪虎说，现在把大量粮食存在主产区而不是主销区，“一旦发生粮食安全或者粮食风险问题，你得长途调运，从主产区把粮食调到主销区”。
粮食产销区利益不均/
我国粮食主产区政府在粮食储存方面也要耗费一定财力。
洪虎在演讲中透露，主产区的粮食损耗利息也是由其承担，“本来财政就困难，还要自己掏钱为国家的安全承担责任去存多余的粮食，像这样的责任应该转到粮食主销区，我觉得这是维护粮食安全责任的不公平。”
公开资料显示，洪虎于1998年起担任吉林省长，在吉林主政达6年之久。他回顾说：“我去之前，由于粮食的支持，一些受灾的省份从吉林调的粮食，等我离任的时候粮食款还没有还上。当时调粮的时候中央下令说一麻袋粮食就是一个人的生命，那时候日夜组织突击往外运，但是运完了记的账没人付钱，你去要钱，还不给，就拖着。”
他认为这样不利于粮食主产区的积极性。当粮食供应充足时，产区则承担存粮的主要任务，甚至可能出现卖粮难的现象。洪虎介绍，目前粮食风险基金由中央财政包干，给固定的数量，库存粮食增加的时候完全要地方资金配套，粮食主产省份财政收入不像工业区那么多，“凡是粮食大县都是财政穷县，本来财政就困难，还要他自己掏钱为国家的安全承担责任去存多余的粮食”。
公开报道显示，吉林省2012年国家各项惠农补贴总额96.7亿元，而种粮成本增加了70亿元，大部分政策补贴被成本“吃掉”了。在吉林省某基层官员看来，粮食产区每年拿出很多资金补贴农业，工业发达省份实质上通过粮食把补贴拿走了，造成“穷县”补贴“富县”。
国家粮食局法规司副司长陈玉中认为，我国虽然实行“粮食省长负责制”，但没有硬性指标，没有考核机制，也没有落实责任。加上抓粮效益不高，甚至是赔本的买卖，“出力不讨好”让地方很无奈，不得不致力于“招商引资”，用在“钱袋子”上的精力超过了“米袋子”。
事实上，这种现象不仅反映在粮食主销区和主产区，在一个省内部，地方官员主要精力花在招商上也很常见。洪虎认为，“现在我们主产区能调出商品粮的越来越少了，如果我们不采取差别化政策，不增加粮食主产区种粮积极性，从全国形势来看这对维护粮食安全是不利的”。
粮食产区和销区利益不平衡的矛盾日益突出，这也引起决策部门的关注。业内外学者更是提出，建立粮食主产区的利益长久补偿机制，这样有利于调动粮农的种粮和地方政府抓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增加粮食主产区农民的收入，对于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宋雅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