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癌症街：数百患者及家属常年租住 多来自农村

　　街道的上午

　　“我两个儿子都上大学啦!”王雪梅逢人便说,“就算小鬼马上带我走,也没有什么的啦!”说完这句狠话,她乌青塌陷的眼窝里,一双眼睛忽然闪出神采。

　　她真的想过不治病了,就这样扛到死。但儿子们劝她,“还得看见孙子上大学”,她身上就来了劲儿。在嘉桐街,她身边那两个年轻结实、跑前跑后的小伙子,让她说话都比别人响亮。

　　每当听人谈论家庭,周玉兰拉一拉帽檐,默默走开。这位59岁的怀化女人住在王雪梅隔壁的旅馆。她育有两子两女,都已成家立业,但在嘉桐街,她身边只有61岁的丈夫。

　　10点,在夏日阳光中依然裹紧夹袄的周玉兰倚在旅馆墙边,看王雪梅穿着一袭大红外套,被儿子一左一右搀扶着离开。

　　这是嘉桐街一天中最闲散安静的时刻。病人们都在医院,新的住客还没找来。家属们有的闲聊,有的拆洗被褥衣裳。所有的商铺都刚刚开始营业,街上静得只剩下树叶哗哗声和补鞋匠小锤的叮叮声。

　　“住不下去,活不下去……”周玉兰嗫嚅着,连嘴唇都不愿张开一点缝隙。因为钱少,她和丈夫住在旅馆半地下的房间。这里就连夏天都阴冷潮湿。

　　两年前,周玉兰的第二个孙子出生。这位快乐的祖母立即决定,和丈夫离开老家,到儿子打工的东莞帮忙带孩子。

　　老两口不愿给孩子增加负担,便找了一份园林绿化的工作,大部分内容其实就是扫街和清理人畜粪便。在环城大道扫了一年马路之后,周玉兰开始咳嗽,越咳越厉害。老板见状,声称她有肺结核,立即终止合同,让她结账离开。

　　最终的诊断结果,是肺癌。

　　“抽烟吗?”医生问。“不抽。”这位纤弱的农村妇女说。

　　“喝酒吗?”医生又问。“不喝。”她答。

　　医生没有追问,而周玉兰也没想过,肺癌会不会和自己的工作性质有关。她根本不想琢磨这个问题,因为在开胸切肺之后,手术和化疗费用已经抽干了她的家。土地租出去了,房子租出去了,家里能用电的几乎都卖了。她每天想的只是,什么时候死,就不用再花钱了。

　　在她位于旅馆半地下室的“家”中,杂物装在塑料袋里,挂满了墙壁,被褥摸上去几乎是湿的。一天中,阳光只有午后才能短暂地光临。整个屋子最显眼的摆设是床角并立的两个白色化肥袋,装得饱胀,鼓鼓囊囊全是药,一袋中药,一袋西药。

　　生病之前,周玉兰爱唱歌,常常在地里一边劳作一边和丈夫对山歌。然而在嘉桐街,没人听过她的歌声。因为“心情不好”,她再也不唱了。

　　周玉兰讨厌嘉桐街。她第一次来,理发店的人劝她,头发剪掉卖了吧,反正以后也留不住。她舍不得,可化疗一开始,头发就一把一把地往下掉。等她再回去想卖头发,理发店的人又不要了,剃发也涨价了。

　　“太坏了,坏心眼。”她嘟囔着,眼泪说话间就打湿了整张脸。更让她难受的是,每从家里到这条街来一次,就得在路上犯一次“车晕”,走到街口都还在呕吐。她觉得,自己比所有人境况都差。越差,就越得回来,“到死走不出去”。

　　但在嘉桐街并非只有绝望。

　　正当周玉兰站在阴暗滴水的天井里沉默哭泣时,同样来自怀化的阿黄则在同一家旅馆的大门口晒太阳、打游戏。

　　37岁的她还没有生育,就被查出患有宫颈癌。手术摘掉了她的子宫,有些病友旁敲侧击地问她:“老公是哪里人?人品好不好?”她笑嘻嘻地直接回过去:“我是切了,他要走我也不拦着。”

　　阿黄喜欢嘉桐街,因为“大家都一样,多自在”。天晴的午后,她会自己拎着尿袋,在街上溜达,在街口看野花,有空也会看看隔壁湖师大医学院的操场上,学生们跳操踢球。她宽大的、印满卡通人物蜡笔小新的睡裤被风吹动,裤脚扑棱棱地飞。

　　即使是坐在旅馆门口的竹凳上打游戏,阿黄也会认真佩戴金项链和金戒指。她的手指在平板电脑屏幕上快速地点点划划,一个女战士装扮的人物便在游戏里飞檐走壁,跋山涉水。

　　这样的女性是嘉桐街的一道风景。她们不管贫穷富裕,也不管病情轻重,都绝不疏于吃、打扮和日常种种。有人戴着闪闪发亮的樱桃红假发,有人的帽子边点缀清秀的花朵。有人爱吃零食,有人爱拉家常。笑,是她们和“街坊邻里”相处的招牌表情。

　　“生病了,就不生活了?”阿黄头也不抬地说。她操控的女战士刚刚成功飞越一处沟壑,奖励金币立即像雨点一样砸满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