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午
“吃饭吃饭!”中午时分,阿黄的丈夫走出来,吆喝着妻子,一手托着大饭盒,一手拎着保温桶。
这是嘉桐街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之一。差不多从11点,餐馆和想自己露两手的病人家属们就开始忙活了。
这里饭馆的饭菜很便宜,一般是荤菜8元,素菜三四元。如果吃腻了医院的病号饭,人们会偶尔想要打个牙祭。饭馆多以老板的家乡命名,供应湖南本土菜。
每家旅馆都提供煤气和炉灶,但不是每间房的住客都能享受到。所以,这里还诞生了专门为病人家属提供烹饪锅灶、铲勺和油盐酱醋的摊子。自己买好菜,连洗带炒,半小时只需要3元,比下馆子划算。
快到中午,烹炒的油烟开始从嘉桐街的旅馆窗口、街边餐厅和公用灶台冒出来,灰蒙蒙的,飘满整条街,隔不到10米就看不清前路。鸡鸭被从笼子里揪出来,活鱼被从水缸里捞出来,就地宰杀。野猫野狗在人们腿间窜来窜去,寻找下水和剩菜。
在嘉桐街拦腰处一家诊所的门前空地,一对小夫妻将七八个灶台租出去,再摆上几把大阳伞和塑料桌椅,生意好极了。等着在锅里咕嘟的菜,人们会坐下来,讲讲各自的和听来的故事。
一位妇女顾不上听故事。她正认真地守在炉火前,一手拎着筷子,一手扶着微弯的腰。灶上是一个高压锅,嘶嘶地喷着白汽。她的后背热得湿透了,汗水在脸上的沟壑里乱淌。
“给孩子吃。”十来分钟过去,她拧灭炉火,把高压锅拎起来,浸到洗菜水里。锅盖打开——白的排骨,红的萝卜,吱吱冒油。她19岁的儿子正躺在医院里等着妈妈的手艺。不久前,这个大学一年级的小伙子被诊断为骨癌,大腿骨被拆掉,替换成人工骨头,一根8万元起。
这位母亲用筷子扎起一小块萝卜放进嘴里。“炖得好烂!”她满意地咂巴着嘴。紧接着,她把所有排骨和萝卜小心翼翼地倒进一只饭盒。菜太多,盖子盖不上,她用力压了压,却舍不得自己再吃一口。
老板娘帮她套好袋子,回身感叹:“这里有贤妻良母,孝子孝女,五好老公!”她伸出手掌,摇了摇5个油汪汪的手指头。
当被问及身旁的母亲哪里不舒服时,小奉舔了舔嘴唇,“肌瘤”,他说,又补上一句,“常见病”。
事实上,直到母亲进屋后,这个30多岁的汉子才敢吐露实情,“子宫癌晚期”。他太了解母亲了,如果她知道自己得了癌,一定会放弃治疗。但作为儿子,他从未想过放弃。“花再多钱也要治,治不好也要试。”他眼睛通红,像是要哭,又憋住了。几天来,他哄母亲“听不懂大夫的话,看不懂单据的字”,硬是把病情和费用都瞒住了。
小奉楼上,住着黄仕华和他的妻子。这个49岁的男人两年前才结束单身。没多久,妻子被查出宫颈癌。紧接着,岳丈去世,妻子和前夫的儿子又上了大学,他花光了手上的6万元积蓄,再也承受不住了。
在嘉桐街,黄仕华逢人就掏出低保证明和报销单据,“想上电视,让国家给补偿”。“我做错啥了”是他挂在嘴边的话。在他向人唠叨着“宫颈癌”的时候,他的妻子总是噙满泪水,跟在他身后,想拉他的手臂,又被他使劲儿挣开。
“这已经不错了。”旅馆老板感慨。他指了指对面的旅馆,那里住着一对母女。女儿乳腺癌手术签字前,丈夫消失了,此后再也没有出现。几年来,都是母亲陪着她化疗、复查、在嘉桐街生活。
“父母对孩子当然这样,孩子对父母也一样,但是夫妻就靠不住了,特别是男人,要看那个男人的良心……”说这话的陈鲜娇,为了给父亲治病,最近几乎和婆家人闹翻。
饿着肚子,这个1987年出生的娄底姑娘在嘉桐街一家旅馆的二楼小屋里控诉着丈夫的自私。
楼上有人走过,天花板上的风扇就跟着抖动。她不管不顾地撩起衣服,拿自己的胸口比划:“说是我爸右肺有癌,在这儿切掉一大块又说不是癌。我车都卖了,工作也辞了,我老公没来(医院)看过一眼,他家从来没管过……”
其实她连自己的家也回不去了。父女俩的房子不久前在大雨里塌掉一半,伯伯说地是自家的,不让再盖。嘉桐街,便成了陈鲜娇眼下的家。
嘉桐的下午
午后,陈鲜娇在街口游荡。她的裤子磨破了,可刚刚去过附近一家商场,“贵得吓人”。
“你是长沙人吗?哪里有便宜的衣服?”她看见着装体面些的女人,就会凑上去问。在她眼里,“省城”和“我们那里”差别很大,别人觉得嘉桐街一天40元包水电气的房子已经很便宜,可她仍然觉得贵。
因为她的钱包马上就要空了,而医保必须回家乡才能报销,“还只报30%”。
在湖南省肿瘤医院出院结算大厅里,墙壁最显眼的位置高悬着两张海报,向人们解释湖南省新农合省级定点医疗机构普通住院费用补偿政策。
雷十妹和丈夫端坐在海报下的休息椅上,等待下午办公时间到来。不久前,她查出被6年前手术的乳腺癌复发,在接受保守治疗后,眼下即将出院。但当被问及回茶陵老家能拿到多少报销款时,她和丈夫都摇摇头。
“我不识字。”她的丈夫茫然地看着那两幅足有一米长、半米宽的镜框,“我们那儿得了乳腺癌的,有人能报80%呢!”
事实上,就在一幅镜框中部,“茶陵”被清楚地划入“补偿比例55%”一栏。这对夫妻更不知道的是,手上拿到的药物是进口药,一分钱也无法报销。
新农合的“补偿比例”也就是报销比例,在湖南省被按照区县划分为三个档次,50%、55%和60%,均低于城镇职工的80%和城镇居民的70%。
“好多湖南农民都吸烟,农村的癌症发病率特别高,医疗水平差别又特别大。”周松华说。这位学医出身的湖南人已经在嘉桐街做了十几年保健药品门店经理,看着越来越多的人涌向肿瘤医院,也看着医院盖起了新大楼。
“嘉桐街从来不缺少病人。”周松华说,他做这些人的生意,但也融入他们的生活。
午后,这条街懒散下来。晾晒于任何建筑外墙和栏杆的衣物在太阳下开始干燥,丝袜迎风摆动,床单上的花朵也微颤着。树下的杂货摊,老板靠着椅背打起了盹,即使有人翻动货物也毫不知情。
一些新到的旅客开始走进这条街。
“现在看病,啥都好!设施好、条件好、医护态度好,就是价钱不好!”一个陪嫂子手术的湘妹子扳着手指,嘴皮翻得飞快。她追着旅馆老板前后央求:“都中午过了,今天就不算钱了吧?”
“那不行。”老板王强一口拒绝。这个湖南攸县人在广东开过出租车,在老家开过饭店。2008年,他被查出患有肠癌。
在肿瘤医院接受治疗期间,这个“生意人”瞅准了嘉桐街的商机,就用剩余积蓄盘下了一栋民房,开起了旅馆。
“钱和命你要哪个?”王强手上一大串房间钥匙哗哗响。当年,他卖掉了心爱的小轿车治病,因为“如果不卖车,一定会死在车上”。
他把治疗癌症比作一辆开往健康的出租车,“起步价就是10万”。许多人曾在他的旅馆里来去,据他所知,只有小部分真正痊愈,不少人花费数十万元,依然没留住生命。
眼下,他仍然看着人们为治疗癌症付出更多的钱,不惜负债、卖房子。相比之下,住旅馆、吃饭、买生活用品的开销,人们虽然会试着削减,为此跟他砍价,但并不会较真。
“在我们这里是小钱,在那里……”王强手指医院的方向说,“才是大钱。”
尽管对大城市的高额消费心知肚明,但从县城、乡镇、村子里赶来的病人仍源源不绝。每天早上不到6点,嘉桐街附近的肿瘤医院、湘雅附三医院和省结核病医院就被病人和他们的家属占满。
全国大城市的省级三甲医院概莫如是。人们跋涉数百公里前去的理由大多只有:“就近的医院看不了。”
“你这个病,在我们这里,就是个感冒病。”医生安慰一位住在王强旅馆、查出宫颈癌的女病人。但这场“感冒”,已经让她花费了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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