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理由
重大案件总在不经意间发生。快餐式的阅读后，案件又会不经意间从你脑海消逝。其实，有些案件值得留在你心底，因为其中有生命、有道德、有法治、有警示……每周，《法制日报》案件版都会推出“案件特稿”栏目，为你解读上周重大案件，体会其中法理情。
上周，最引人注目的案件，莫过于深圳市沙头角海关腐败窝案。“抱团腐败”在特种行业乃至官场中并不鲜见，金钱、职位等利益是“抱团”的凝固剂。“前腐后继”的案件警示我们：打击抱团“从众式”腐败，亟需突破惩治套路。
科室间、上下级、前后任，腐败毒素交叉感染，甚至建立起了腐败机制、分配标准——3月19日，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沙头角海关腐败窝案。检方指控沙头角海关旅检四科7名关员按车收取“好处费”，放行违规超量运载日用杂货的走私车辆，受贿金额75万元。旅检四科负责人在法庭上竟辩称，其收取的好处费用于沙头角海关招待费用支出。
更为严重的事实是，这一重案和去年曝出的深圳皇岗海关腐败窝案如出一辙。
“抱团腐败”形成的“团”往往比较坚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腐败分子们长期把持着某个地盘，不易攻破。越来越多的类似案件显示，在“抱团腐败”模式下，原有的很多监督模式已经形同虚设：表面看似有约束，实际上已经门户洞开。如何切断腐败“交叉感染”“代际相传”链条，成为摆在各地纪检监察部门面前的一道“难题”。
按人头分钱
“潜规则”已形成恶瘤
2014年1月1日晚，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办案人员突击检查旅检四科办公室，当场发现108万元现金。沙头角海关旅检四科腐败窝案就此曝光。
经过1年多的调查，此案在2015年3月19日开庭审理。据悉，突击行动当晚在现场搜到的现金中，记载有时间、人名、金额等内容的信封和纸条，即有明显证据指向这7名关员的现金46.36万元。
检方指控，2013年12月初，临时负责沙头角海关旅检四科工作的郑小梧将该科工作人员分成三个组，利用该科负责对进出沙头角边境特别管理区的车辆及所载物资、车上人员携带物品进行监管的职务便利，放行违规超量运载日用杂货的车辆，放纵走私人员多次走私日用杂货。
起诉书指控，旅检四科按照小汽车每车次人民币1200元(其中，按闸放行关员分得500元，带班副科长分得300元，郑小梧分得200元，“科室经费”200元)、大车(如商务车等容量较大的车辆)每车次1500元的标准，由各组组长向走私人员收取好处费后分发给科室相关工作人员。
据了解，在2013年12月1日至2014年1月1日这短短一个月，走私人员按照上述标准共送给旅检四科7名工作人员好处费共计60.24万元。
在庭审现场，郑小梧承认自己确实收取了好处费。他表示，沙头角海关接待任务非常重，旅检四科要承担关内部分接待和活动费用支出，经关领导同意，在现场查验时关照关领导的朋友，收取好处费，“但这个钱是作为关内的(招待)费用支出”。
沙头角海关的招待任务到底有多繁重？郑小梧称，2013年12月初，沙头角海关办公室主任让他付清拖欠中英街16号水果档的一笔27万元的账单；2013年12月底，沙头角海关党委副书记陈锐全让他支付5万元用于支持海关承办的书画展；关领导还常常让他采购野味、海鲜等食材以及手机、刮胡刀等礼品……
“从一开始，我就知道这个事情是违法的，我很抗拒，但这是集体的事情，我不想让自己不合群，所以勉强答应下来。”旅检四科主任科员沙曼在庭审时说。
郑小梧说，“这是桥头(沙头角海关)的顽疾”，“在我负责(旅检四科)之前就已经存在”。
然而，在“潜规则”这个恶瘤下，没有谁有勇气站出来说“不”或向上级纪检部门举报，而是选择了沉默，并参与其中。
“代际相传”
腐败链条始终未断
沙头角海关重案和去年年底审理的深圳皇岗海关腐败窝案十分类似，都属同一科室、腐败“分工”明确。这种全科室“抱团沦陷”，从众式腐败、潜规则横行的现象如何破解，成为当地海关反腐、防腐路上一大重大挑战。
2012年6月25日，深圳皇岗海关物流监控处物流监控六科接到海关风险布控部门下发的一个查验指令：要求查验车牌号为粤ZGJ95港的货车。而正是这辆车涉嫌载着近百公斤的走私珍珠入境。
这起珍珠走私案查实案值2015万元，涉税732.5万元。检方指控，皇岗海关物流监控处物流监控六科科长李国强等3名关员在接到查验此车指令后，存在违规操作和放纵走私的行为。
也正因这批珍珠放纵走私，使得物流监控六科3名关员被深圳海关纪检监察部门调查，并“顺藤摸瓜”揭开了物流监控六科多名关员长期放纵走私的黑幕。
随着案件调查的深入，存在已久的物流监控六科的腐败黑幕被逐渐揭开，并牵出了另外5名关员。最终，物流监控六科8名关员，因涉嫌放纵走私，被检方提起公诉。
由于很多跨境物流公司存在货物申报不规范的情况，按照规定，海关查验到不规范的申报单需要退回给物流公司重新申报。为了提高物流“效率”，一些物流公司便与海关查验人员达成默契，制定出“按车收费、按岗分赃”的腐败规则。
检方指控，物流监控六科7名关员收受物流公司“好处费”，放行问题车辆。证据显示，物流监控六科自2011年10月就已开始收受“好处费”，一直持续到2014年3月案发之时。
物流监控六科科长李国强在庭上说：“快运装载货物比较杂乱，填单如果一一列举比较麻烦，快运公司想尽快通关，如果被查到(货物)与单子不符，打回去重新办理的话需要5天时间。打了招呼，我们就放了。”
由于私放车辆需要多个环节“通力合作”，收下的这些“好处费”，科室便进行内部“统一分配”：科长12%、在转关查验台值班的副科长17%、不在转关查验台值班的副科长每人5%、负责查验的关员每人15%、联系人8%、留存科室经费8%。
留存科室经费作为“公账”由黄延彬保管，当其于2013年3月被调离物流六科时，“公账”上有10万元余额，移交给下一任“联系人”。
黄延彬在庭上说，“公账”一般用来科室聚餐、活动等花费，“但由于那段时间正好是上面风声比较紧，很少出去花钱。就算科里面有聚餐，也是物流公司去安排的”。因此，较少动用到“公账”。
为了预防腐败，权力部门普遍实行轮岗制度。令人震惊的是，在物流监控六科科长、副科长、“联系人”的人事更替过程中，腐败链条却始终未断，而是“代际相传”下来。继任的物流监控六科的科长和副科长们把腐败规则也“继承”了下来。正因如此，因参与科室腐败黑幕而落马的7名关员中，有前后任的2名科长、3名副科长、2名科员。
李国强和黄延彬在庭上都供述，他们曾向其他科室请教过“好处费”分配经验，参照其他科室的分配标准确定了该科室的分配比例。
从深圳海关这两次爆出的问题来看，腐败已经渗入了科室的每一个成员，每个角落，“收钱放行、按岗分赃”成了科室内的惯例。“严密的制度”下，人换了，腐败还可以继续。如此明目张胆，如此毫无顾忌，皆因为大家都是“自己人”，“利益共同体”，一个窝里“大家都贪”，相互之间不用担心被告发，胆子也就越来越大。
联手造假
一城曝出百余“土地蛀虫”
事实上，“抱团腐败”在特种行业乃至官场中并不鲜见，金钱、职位等利益是“抱团”的凝固剂。“抱团腐败”用金钱或职位把小圈子成员捆绑在一块，大伙拴在一根绳上，互为利益依托，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辽宁省多家法院近期审理的沈阳拆迁腐败窝案、串案，就是一个最好的诠释。
在大规模农村土地征收拆迁过程中，一些基层领导干部、公职人员与拆迁户联手造假，非法套取国家巨额资金，直至黑幕被揭开。据媒体报道，近3年来沈阳已有逾百名公职人员、领导干部被司法机关追究刑责，涉及在征地拆迁过程中，国家征地补偿款3亿余元被非法套取。
2013年，第十二届全国运动会在沈阳举办。从2011年开始，沈阳全运会建设项目所在地即开始大规模土地拆迁工作。在这一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中，一大批基层干部和公职人员与社会不法之徒联手套取国家巨额补偿金。
据辽宁省纪委和沈阳市纪委分别立案调查，沈阳市和平区满融经济区在拆迁过程中非法套取国家土地补偿金1.14余亿元，东陵区等地区18个村拆迁中非法套取1.85亿元，总计套取国家土地补偿金约3亿元。
除了满融经济区，沈阳市还有其他地区干部在全运会征地拆迁中大面积落马。有媒体调查发现，2010年3月，沈阳市政府决定对18个村实施征地拆迁，在征地拆迁过程中161人违规操作，收受贿赂，总计套取国家土地补偿金1.85亿元。经沈阳市纪委立案调查，共有103人被移送司法机关。
动辄逾亿元的补偿款为何如此容易就被套取？
据办案人员披露，像举办全运会如此大规模的征地拆迁，当地一些农民将其视为一夜暴富的好机会。普通百姓采取的办法多是通过拉关系、找门路与负责拆迁工作的相关人员联手造假，在征地丈量、补偿标准等方面做手脚，多得钱后大家分赃共同受益。
握有实权的满融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马英奎，共收受32人贿赂，款物合计500余万元，其中大多与其负责园区管理、握有拆迁补偿决定权有关。实施征收拆迁补偿前，有一个重要的环节是召开联席会议，该不该给补偿在会议上拍板决定。这样的会议完全成了他们牟私的工具。
辽宁省委党校教授周维强分析认为，征地拆迁领域塌方式腐败频现，暴露出相关的制度机制不健全，有关政府行政主管部门集管理者和征地拆迁实施者于一身。这样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导致权力失去监督而被滥用。
破窗效应
监管缺失助长“抱团腐败”
近年来，随着国家反腐工作的深入开展，贪腐“大老虎”一一落马。这些高官“倒下”之后，其背后的利益集团也一一瓦解，甚至整个班子被“一锅端”，“抱团腐败”案例的出现可谓是触目惊心。
2014年8月，广东省委公布了对广东茂名领导干部系列违纪违法案件中涉嫌行贿买官的159人的组织处理结果。从原市委书记罗荫国入手，“顺藤摸瓜”挖出159名贪腐官员，不得不说是反腐大手笔，也着实让人震惊。据报道，最先坠入贪腐深渊的是市委书记罗荫国，在“上梁不正”的腐败之风下，茂名“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调动”的官场潜规则大行其道，进而出现了“明目张胆”的“跑官”现象。
2015年1月，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对东风汽车8家下属企业17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公款出国(境)旅游问题进行严肃处理，东风汽车公司党委决定给予19人党政纪处分。自巡视组进驻以后，东风汽车已经有高达55人被公开通报处理，人数之多，堪称又创了新的纪录。
有分析人士表示，心理学上有一种“破窗效应”，大意是人们看到窗户破了也会顺手再去敲碎一块玻璃。在腐败问题上也存在类似的“破窗效应”。单位里有人沾单位的光、揩单位的油、拿不该拿的钱，被同事知道了，就会有一种“吃亏”的想法。于是为了“不吃亏”，就开始借鉴别人贪腐的手法、跟着别人贪腐的思路，大家一起“拿”。久而久之，甚至会演变成一个贪腐“圈子”，互相帮忙贪、大家一起拿。这样的抱团贪腐就像是一个黑洞，吞噬着一个集体里的廉洁正能量，不断把贪腐的“病毒”播洒给那些原本心理健康、廉洁自律的人。于是一个单位里的腐败现象就如同滚雪球般越滚越大，最终导致了组团“落马”。
正如深圳皇岗海关原物流监控六科副科长张斌在法庭上所说，他在工作中慢慢感觉到了物流公司给科里送了“好处费”，“但我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因为我不想把自己边缘化，成为孤家寡人”。
“抱团腐败”利益机制的形成，和监管缺失也直接相关。有的是监督机构不作为，形同虚设，甚至监守自盗，搞猫鼠同盟；有的是领导平日里管教不严，因“抱团腐败”的小圈子是由上级领导的亲信掌管，得罪不起，对违规违纪行为，睁一眼闭一眼，有时自己也得点好处，被腐败“劫持”，形成腐败利益共同体。
为此，有反腐专家提出，要有效遏制“抱团腐败”模式，必须出重拳打破现已形成的“团伙式”的腐败阵营，而不定期轮岗、掺砂子、突击检查等不失为良策。此外，还要进行信息公开，主动接受公众监督、媒体监督，设立多种举报渠道让公众和媒体参与到监管群中来。在反腐败强大的火力攻势之下，再坚固的“团”也会散架，变成“泥团”而不堪一击。记者陈晓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