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中国的人均GDP在6156美元，处于中等收入阶段；同年，佛山人均GDP高达14828美元，高于上海的13553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高收入标准（12616美元），佛山已迈入全球高收入城市行列。
在过去的35年里，佛山凭借草根的身份，通过政府简政放权，不断激活社会的创业活力，成功培育了高度发达而充满活力的制造业市场，得以成为全国第五大工业城市，也创下了巨大的经济奇迹，从而为其进入高收入行列奠定了基础。
当下，早已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佛山，同样面临着产业转型和城市转型的双重压力。在新常态下，如何将1.8万亿工业总产值背后的10万多家工业企业变成具有创新活力的企业，如何将前35年的创业活力转变为新35年的创新活力，这是佛山的新命题。
日前，佛山市委书记刘悦伦接受了《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解答了他的新命题。
“制造业依然是佛山的根基，丢不得”
《中国经济周刊》：2014年，佛山GDP增速8.6%，低于年初预期目标，这是否将成为佛山经济的新常态？您如何理解新常态？
刘悦伦：过去的10年时间里，佛山维持了两位数的GDP增长，甚至是高达15%、16%的增长。这一数字背后，隐藏的是增长旧常态，一种粗放式的、依靠强刺激的增长，拼资源、拼环境的增长。
这种旧常态所掩盖的各种矛盾、冲突，到了一定程度，就会爆发出来，这需要一种新的解决方式，需要出现一种新的平衡，来解决这种矛盾。新常态要求我们推动结构的调整，推动转型升级，实施创新驱动。从一种旧的平衡状态，走向一种新的平衡状态。
《中国经济周刊》：从旧的平衡状态走向新的平衡状态，这之间的尺度如何把握？
刘悦伦：当然，对新常态的理解和把握不能偏颇，不能走极端。这也是我们进行经济调控的一个最深的体会。盲目地追求GDP肯定不可取，但没有GDP的增长，这个城市也会遇到很大的麻烦。以佛山为例，800万人口中有400万是外来工，他们都希望享受到城市的公共服务，这需要花很多钱，如果经济不增长，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但我们要的是有质量、有效益的增长，这个很重要。
有人说我们佛山的制造业规模太大了，服务业应该超过制造业，我们觉得，一方面服务业要发展，要提升，要对标国外，比如我们现在跟德国对标，引进德国先进的工业服务业，但另一方面，制造业还是佛山的根基，不能把实体经济丢掉了。相反，要打牢制造业的根基，大力发展跟制造业相关的服务业，特别是工业服务业。因此，在服务业和制造业的比重上，应该制造业60%，服务业40%。
“打造产业金融中心，让企业家、金融家、科技家能互相找到对方”
《中国经济周刊》：目前佛山的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主要依靠什么？
刘悦伦：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举措就是加大技术改造的力度，通过技术改造，促进制造业跟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融合，促进工业从2.0走到3.0再走向4.0。
我们已经在做一些工作，也初有成效。例如，未来3年，市、区级财政出资24亿元作为技术改造专项资金，然后积极争取省里的75亿元技术改造专项资金，以此带动佛山上千亿的技术改造资金的投入。技术改造的主要指向就是推动技术装备水平的提升，管理水平提升，还有智能化、信息化水平的提升。我们现在面临着大规模的机器换人，一个陶瓷喷釉方面的机器可以取代8个员工，而且它的质量和稳定性都更高。我们在做的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就是通过政府的政策和投入，带动社会的资金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事实上，企业的投入也大幅增加。三年前规模以上企业投入研发经费占GDP比重才1.9%，前年就达到了2.4%，去年就达到了2.6%，高于全省的平均水平。
《中国经济周刊》：创新驱动已成为整个广东省新常态下促进发展的一个核心战略，佛山自己也提出了要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型城市怎么创新？
刘悦伦：近两年来佛山做的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创新型城市的建设。我们提出佛山要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但创新型城市指的不是政府自己的创新，而是政府怎么做工作，把佛山数以万计的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活力充分调动起来，极大地提升他们的创新能力，这是创新型城市的首要任务。
我们已经出台了创新型城市建设的总体规划，以及其他激励创新的一系列政策。比如在财政投入方面，连续两年政府财政拿出的创新资金是21亿多元，带动了大量的社会资金来进行投入。
当然，创新最重要的是资源的聚集、整合，我们搞了一个科技金融产业融合示范区，把各种金融资源、科技资源和产业资源整合起来，目标是要打造广东的产业金融中心。在这里，让企业在每一个成长的阶段都有相应的融资方式，例如，在初创阶段，引进一批天使基金，成长过程中有成长基金，它想上市我们有三板市场，我们把上交所、深交所也引进来，辅导培育企业上市。让企业家找到金融家、科技家，让科技家找到企业家、金融家，这是很重要的工作。
“佛山很可能会成为第一批有立法权的设区市，今年上半年将推出第一批市级立法”
《中国经济周刊》：佛山不是直辖市，不是省会城市，不是特区，但佛山在改革开放前35年中取得了非常了不起的成绩，没有特殊优惠政策，那么佛山靠的是什么？
刘悦伦：第一，佛山始终是以改革来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像佛山顺德区的产权制度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一直都走在全国的前面。这个改革不是要做一些好看的东西，而是为企业发展提供一个最优良的环境。佛山企业家都是本土的企业家，本土企业家为什么不愿意到外面去，因为他喜欢这个地方的营商环境。我们最早实行大部制，推进了多轮审批制度改革，实行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制定权力清单等等，通过这些改革让佛山的企业能够有好的营商环境。
第二，佛山市场化的程度比较高。佛山的政府相对来说是一个没有其他地方那么强的政府，其他地方可能政府强势，什么事情都是政府去做规划，做主导。但佛山的政府始终在扮演一个配角，就是帮助产业提供服务，发挥引导作用，而不是作为产业的主体。我们整个经济运行的主体，始终是佛山的民营企业，因此市场意识和市场触角的敏感程度，始终在各个城市当中是比较高的。
第三，佛山一直是一个求真务实的城市，不投机取巧，它几百年来就是一个制造业的创业史，即使在做虚拟经济最兴盛的那几年，佛山人还是在老老实实做实体经济。这种创业的热情始终保持得比较好。
《中国经济周刊》：那下一步佛山改革的重点是什么？
刘悦伦：通过改革创造一个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尤其是法治化。我们要求全民守法，政府自己必须首先守法，政府自己的权力要受到法律的约束，通俗地说，也就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最近我们有几项重要措施：一是给每一个市长配一个法律顾问，做到一市长一法律顾问；二是政府的重大决策，必须通过法定的程序；三是我们很可能成为获得立法权的第一批设区的市，有了立法权后，我们要立规矩，把原来通过的政府的规章以法律的形式把它固定下来，增强它的强制力。我们最近就在筹备对环境保护工作进行立法。
《中国经济周刊》：立法权大约什么时候能在佛山落地？
刘悦伦：估计是今年上半年。新《立法法》规定，对于全国200多个设区的市要授予地方立法权。各个省根据每一个市的成熟条件分批授予地方立法权。广东省人大常委会认为佛山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我们成立了法工委，选调了一批精兵强将，正在培训立法人才，研讨我们立法的内容和课题，如果今年上半年我们获得立法权，就会推出自己的第一批市一级的立法。
我们已经在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市检察院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全国和省的试点，我们在全国率先推行了审判长负责制和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在基层建立法律公共服务体系，在每个镇都建设一个法律服务平台，每一个村都派一个律师去调解各种纠纷，引导群众从信访走向信法，强有力地推动了佛山的法治建设。
佛山市委书记刘悦伦《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肖翊 摄
争取成为不是自贸区的自贸区
《中国经济周刊》：据悉，中德工业服务区也是当下佛山工作的一个重点，跟德国的合作为什么这么重要？
刘悦伦：中德工业服务区是我们跟德国合作，提升我们工业服务水平的一个重大的举措。因为德国的制造业比较强，而且德国制造业的服务业也比较强，我们急于跟德国对标，希望把它好的做法和好的服务性企业引进来。
从目前的情况看开局良好，初步有几十个德国的项目准备落户佛山。除了产业对接之外，我们很希望能够做一个仿真德国的营商环境，包括德国人办事认真的精神，德国人办事的规则，德国人办事的标准。我们希望把这些好的东西引进来。
我也有一个构想，就是跟上面申请将中德工业服务区作为自贸区的一个复制区，如果自贸区的规则、体制机制成熟完善，能够率先到中德工业服务区来进行复制。当然，我们也不是简单等待，在中德工业服务区里我们大胆地尝试，做一些改革创新。例如，投资审批负面清单，佛山的南海比自贸区搞得还早。
《中国经济周刊》：中央政治局已经通过了广东的自贸区方案，但佛山没有在此列。
刘悦伦：佛山这次没有争取到自贸区，但不能因为我们拿不到政策就无所作为，佛山还是要积极努力地去争取上面给予支持。我提出一个观点，佛山要争取成为一个不是自贸区的自贸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