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人均GDP超上海 或成首批有立法权设区市

2015年03月31日 09:06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郭芳 邹锡兰

  2012年,中国的人均GDP在6156美元,处于中等收入阶段;同年,佛山人均GDP高达14828美元,高于上海的13553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高收入标准(12616美元),佛山已迈入全球高收入城市行列。

  在过去的35年里,佛山凭借草根的身份,通过政府简政放权,不断激活社会的创业活力,成功培育了高度发达而充满活力的制造业市场,得以成为全国第五大工业城市,也创下了巨大的经济奇迹,从而为其进入高收入行列奠定了基础。

  当下,早已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佛山,同样面临着产业转型和城市转型的双重压力。在新常态下,如何将1.8万亿工业总产值背后的10万多家工业企业变成具有创新活力的企业,如何将前35年的创业活力转变为新35年的创新活力,这是佛山的新命题。

  日前,佛山市委书记刘悦伦接受了《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解答了他的新命题。

  “制造业依然是佛山的根基,丢不得”

  《中国经济周刊》:2014年,佛山GDP增速8.6%,低于年初预期目标,这是否将成为佛山经济的新常态?您如何理解新常态?

  刘悦伦:过去的10年时间里,佛山维持了两位数的GDP增长,甚至是高达15%、16%的增长。这一数字背后,隐藏的是增长旧常态,一种粗放式的、依靠强刺激的增长,拼资源、拼环境的增长。

  这种旧常态所掩盖的各种矛盾、冲突,到了一定程度,就会爆发出来,这需要一种新的解决方式,需要出现一种新的平衡,来解决这种矛盾。新常态要求我们推动结构的调整,推动转型升级,实施创新驱动。从一种旧的平衡状态,走向一种新的平衡状态。

  《中国经济周刊》:从旧的平衡状态走向新的平衡状态,这之间的尺度如何把握?

  刘悦伦:当然,对新常态的理解和把握不能偏颇,不能走极端。这也是我们进行经济调控的一个最深的体会。盲目地追求GDP肯定不可取,但没有GDP的增长,这个城市也会遇到很大的麻烦。以佛山为例,800万人口中有400万是外来工,他们都希望享受到城市的公共服务,这需要花很多钱,如果经济不增长,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但我们要的是有质量、有效益的增长,这个很重要。

  有人说我们佛山的制造业规模太大了,服务业应该超过制造业,我们觉得,一方面服务业要发展,要提升,要对标国外,比如我们现在跟德国对标,引进德国先进的工业服务业,但另一方面,制造业还是佛山的根基,不能把实体经济丢掉了。相反,要打牢制造业的根基,大力发展跟制造业相关的服务业,特别是工业服务业。因此,在服务业和制造业的比重上,应该制造业60%,服务业40%。

  “打造产业金融中心,让企业家、金融家、科技家能互相找到对方”

  《中国经济周刊》:目前佛山的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主要依靠什么?

  刘悦伦: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举措就是加大技术改造的力度,通过技术改造,促进制造业跟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融合,促进工业从2.0走到3.0再走向4.0。

  我们已经在做一些工作,也初有成效。例如,未来3年,市、区级财政出资24亿元作为技术改造专项资金,然后积极争取省里的75亿元技术改造专项资金,以此带动佛山上千亿的技术改造资金的投入。技术改造的主要指向就是推动技术装备水平的提升,管理水平提升,还有智能化、信息化水平的提升。我们现在面临着大规模的机器换人,一个陶瓷喷釉方面的机器可以取代8个员工,而且它的质量和稳定性都更高。我们在做的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就是通过政府的政策和投入,带动社会的资金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事实上,企业的投入也大幅增加。三年前规模以上企业投入研发经费占GDP比重才1.9%,前年就达到了2.4%,去年就达到了2.6%,高于全省的平均水平。

  《中国经济周刊》:创新驱动已成为整个广东省新常态下促进发展的一个核心战略,佛山自己也提出了要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型城市怎么创新?

  刘悦伦:近两年来佛山做的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创新型城市的建设。我们提出佛山要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但创新型城市指的不是政府自己的创新,而是政府怎么做工作,把佛山数以万计的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活力充分调动起来,极大地提升他们的创新能力,这是创新型城市的首要任务。

  我们已经出台了创新型城市建设的总体规划,以及其他激励创新的一系列政策。比如在财政投入方面,连续两年政府财政拿出的创新资金是21亿多元,带动了大量的社会资金来进行投入。

  当然,创新最重要的是资源的聚集、整合,我们搞了一个科技金融产业融合示范区,把各种金融资源、科技资源和产业资源整合起来,目标是要打造广东的产业金融中心。在这里,让企业在每一个成长的阶段都有相应的融资方式,例如,在初创阶段,引进一批天使基金,成长过程中有成长基金,它想上市我们有三板市场,我们把上交所、深交所也引进来,辅导培育企业上市。让企业家找到金融家、科技家,让科技家找到企业家、金融家,这是很重要的工作。

  “佛山很可能会成为第一批有立法权的设区市,今年上半年将推出第一批市级立法”

  《中国经济周刊》:佛山不是直辖市,不是省会城市,不是特区,但佛山在改革开放前35年中取得了非常了不起的成绩,没有特殊优惠政策,那么佛山靠的是什么?

  刘悦伦:第一,佛山始终是以改革来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像佛山顺德区的产权制度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一直都走在全国的前面。这个改革不是要做一些好看的东西,而是为企业发展提供一个最优良的环境。佛山企业家都是本土的企业家,本土企业家为什么不愿意到外面去,因为他喜欢这个地方的营商环境。我们最早实行大部制,推进了多轮审批制度改革,实行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制定权力清单等等,通过这些改革让佛山的企业能够有好的营商环境。

  第二,佛山市场化的程度比较高。佛山的政府相对来说是一个没有其他地方那么强的政府,其他地方可能政府强势,什么事情都是政府去做规划,做主导。但佛山的政府始终在扮演一个配角,就是帮助产业提供服务,发挥引导作用,而不是作为产业的主体。我们整个经济运行的主体,始终是佛山的民营企业,因此市场意识和市场触角的敏感程度,始终在各个城市当中是比较高的。

  第三,佛山一直是一个求真务实的城市,不投机取巧,它几百年来就是一个制造业的创业史,即使在做虚拟经济最兴盛的那几年,佛山人还是在老老实实做实体经济。这种创业的热情始终保持得比较好。

  《中国经济周刊》:那下一步佛山改革的重点是什么?

  刘悦伦:通过改革创造一个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尤其是法治化。我们要求全民守法,政府自己必须首先守法,政府自己的权力要受到法律的约束,通俗地说,也就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最近我们有几项重要措施:一是给每一个市长配一个法律顾问,做到一市长一法律顾问;二是政府的重大决策,必须通过法定的程序;三是我们很可能成为获得立法权的第一批设区的市,有了立法权后,我们要立规矩,把原来通过的政府的规章以法律的形式把它固定下来,增强它的强制力。我们最近就在筹备对环境保护工作进行立法。

  《中国经济周刊》:立法权大约什么时候能在佛山落地?

  刘悦伦:估计是今年上半年。新《立法法》规定,对于全国200多个设区的市要授予地方立法权。各个省根据每一个市的成熟条件分批授予地方立法权。广东省人大常委会认为佛山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我们成立了法工委,选调了一批精兵强将,正在培训立法人才,研讨我们立法的内容和课题,如果今年上半年我们获得立法权,就会推出自己的第一批市一级的立法。

  我们已经在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市检察院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全国和省的试点,我们在全国率先推行了审判长负责制和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在基层建立法律公共服务体系,在每个镇都建设一个法律服务平台,每一个村都派一个律师去调解各种纠纷,引导群众从信访走向信法,强有力地推动了佛山的法治建设。

佛山市委书记刘悦伦《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肖翊 摄

  争取成为不是自贸区的自贸区

  《中国经济周刊》:据悉,中德工业服务区也是当下佛山工作的一个重点,跟德国的合作为什么这么重要?

  刘悦伦:中德工业服务区是我们跟德国合作,提升我们工业服务水平的一个重大的举措。因为德国的制造业比较强,而且德国制造业的服务业也比较强,我们急于跟德国对标,希望把它好的做法和好的服务性企业引进来。

  从目前的情况看开局良好,初步有几十个德国的项目准备落户佛山。除了产业对接之外,我们很希望能够做一个仿真德国的营商环境,包括德国人办事认真的精神,德国人办事的规则,德国人办事的标准。我们希望把这些好的东西引进来。

  我也有一个构想,就是跟上面申请将中德工业服务区作为自贸区的一个复制区,如果自贸区的规则、体制机制成熟完善,能够率先到中德工业服务区来进行复制。当然,我们也不是简单等待,在中德工业服务区里我们大胆地尝试,做一些改革创新。例如,投资审批负面清单,佛山的南海比自贸区搞得还早。

  《中国经济周刊》:中央政治局已经通过了广东的自贸区方案,但佛山没有在此列。

  刘悦伦:佛山这次没有争取到自贸区,但不能因为我们拿不到政策就无所作为,佛山还是要积极努力地去争取上面给予支持。我提出一个观点,佛山要争取成为一个不是自贸区的自贸区。

(责任编辑:袁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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