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正在步入老龄化社会，它正在广泛而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特别是围绕老年人产生的法律问题层出不穷，比如子女赡养、老人再婚、遗产继承、权益保障等等，亟待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为此，本报推出“关注老龄化社会的法律问题”系列报道。让我们共同关爱老年人，共同关注老年发展问题，为构建更加科学完备的法律保障体系建言献策。
——编 者
“我也不知道怎么了，为他们辛苦大半辈子，到老了连口热饭都不让我吃。”日前，60多岁的江大爷流着泪说。
江大爷来自山东东营，有儿有女，都各自成家立业了。本该儿孙满堂享受天伦之乐，江大爷却独自生活在北京市朝阳区某社区，干着社区保安员的活。“早些年为了在哪家养老的问题，儿子女儿闹得不可开交。女儿说自己已经嫁出去了，就没有义务照顾了；儿子以生活困难、儿媳妇不同意等原因，也不同意我进他的家门。”江大爷说。
自古以来，赡养老人被视为每个子女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近年来，党和政府一直强调“老有所养”，可是在现实生活中，类似江大爷这样的老人依旧不在少数，养老领域中“老问题始终存在、新问题不断出现”。老有所养，究竟能依靠谁？
“我不图你什么，你也别烦我”
●依据法律规定，赡养责任是没有任何前提的
孝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家庭赡养本是一件天经地义、无可厚非的事情，早在宋元明清时期，“父母有不慈儿子不可不孝”就成为世人的普遍信念。即便从经济供养的角度来说，家庭赡养本质上也是一种代际之间的经济转移。父母养育儿女，作为一种回报和反馈，儿女自然有责任和义务赡养父母。
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变迁，传统的孝文化日益淡漠，有些子女非但不愿意承担养老义务，反而嫌弃老人，家庭赡养出现“现实危机”。当然，这有一定的客观原因，即由于上学、就业、工作等因素，人口流动日益频繁，“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早被打破，特别是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解放，许多青壮年选择外出务工，进而出现了“留守老人”。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在一些家庭里，赡养逐渐从一种文化转变为一场交易。
“我不图你什么，你也别来烦我。”有些子女长期以此为借口，将赡养责任推给兄弟姐妹，即便是到了老人患病住院等关键时刻，他们仍以“不要遗产，自然无需担责”为由，拒绝承担必要的照料和费用。
还有一些家庭是“亲兄弟明算账”，把赡养老人的问题直接转变为一份合约，如“父亲的一切照料及费用由长子负责，母亲随次子生活”“父母的照料各家均摊，每家轮流居住一年”，只要不在合约规定的职责范围内，子女对父母完全置之不顾。
实际上，这些都是不正确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四条明确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
“对于赡养责任，是没有任何前提的。”江西省兴国县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颜梅生说，根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赡养人不得以放弃继承权或者其他理由，拒绝履行赡养义务。赡养人不履行赡养义务，老年人有要求赡养人付给赡养费等权利。即便是不图老人的遗产而作出了“分包赡养”的约定，应尽的责任与义务还是要承担的，否则就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有些养老院变成了“养老怨”
●养老院必须对其瑕疵护理造成的后果买单
一边是家庭赡养出现危机，另一边却是社会养老的蓬勃发展。对此，国家积极鼓励，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也明确规定，国家建立和完善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可是，把老人推向社会，有些子女觉得这是“甩包袱”的好时机，有些子女仍然觉得“挂不住脸面”。“实际上，子女不能亲自照料的，可以按照老年人的意愿委托他人或者养老机构等照料。这不仅为法律所允许，也为法律所提倡。子女应当从有利于父母的原则出发，而不应拘泥于世俗的眼光。值得注意的是，子女的赡养义务，并不会因为是否去了养老院而转移和改变。”颜梅生说。
对于社会养老，一方面是子女、老人的个人选择问题，一方面是养老机构的建设问题，特别是近年来，我国涉及养老机构的纠纷每年都呈上升之势，养老院变成了“养老怨”，使得老人不得不发出“想说爱你不容易”的感慨。
日前，笔者关注到这样一条新闻：由于自己在外地工作，过某只好将母亲送到一家养老院生活。鉴于过老太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冠心病等，过某与养老院约定为专护，包括上厕所也要有专人陪同。可是前不久，过某突然接到电话，称过老太因患重病被送往医院抢救后无效死亡。
经有关部门鉴定，养老院明知过老太患有疾病，明知合同已约定专护，明知如不履行职责，将极可能导致过老太人身损害，却还是让过老太独自进入厕所，甚至在其发病昏倒约23分钟后才被发现，明显是对过老太的死亡存在过错。
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即养老院必须对其瑕疵护理所造成的后果买单。
我国的民办养老服务机构从申报、立项、注册和审批，专业服务人员的配备、考核等相关环节，均缺乏统一规范的标准和制度化管理。这就导致部分养老机构出于营利的考虑，只对老人提供基本的吃住保障，养老院设施较为简陋，甚至除了一张床，什么都没有，服务层次较低，难以满足老年人多方面的需求。
精神赡养缺位严重
●修改后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作出“常回家看看”的法律规定
“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生儿养女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一首《时间都去哪儿了》，曾让无数人飙泪：孩子一点点长大，父母却一年年变老。让父母老有所依，是子女起码的良知。
“回去一趟不容易，寄点东西表表孝心，简单方便。”在北京打拼的刘明非常有孝心，逢年过节都会给家乡的父母寄一些保健品、医疗器械。实际上，相对物质，老人们更需要精神的满足。有统计数据显示，在空巢老人中，存在心理问题的比例达到60%。而达到疾病程度，需要医学关注、心理干预的空巢老人，比例占10%—20%。
几年前，天津市和平区一位80岁高龄的刘老太太，将自己生育的四儿一女告上了法庭。据了解，刘老太太没有经济来源，还患有多种疾病，已经完全不能自理。她含辛茹苦地将5个孩子拉扯成人后，却无人照料，实在令她不堪回首。“想你们啊，平时见不到，在堂上终于见到了。”刘老太太在法庭上老泪纵横地说。
这一案件在当年被社会各界视为讨要“精神赡养”案。法院虽然判决支持了刘老太太的诉讼请求，但诉讼最终目的是否实现，仍然是个未知数。因为在审判实践中，许多老人赢了官司却输掉亲情，判决反而致使亲人间矛盾更为激化。
对此，有法学专家指出，“精神赡养”的法律概念模糊不清，违背精神赡养的法律后果、“精神赡养”强制执行如何履行、司法审判后的救济方式等，都是空白的，这使得老人“精神赡养”权利遭到侵犯时，无法获得有效救济。
2012年底修改后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作出规定，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这一法条当时被大众解读为“常回家看看”。但是，道德是否有必要入法、“经常”的概念如何界定、如何确保法律的执行力……一系列的社会质疑，让这一规定的法律效力蒙上阴影。
实际上，无论是诉讼案件的层出不穷，还是法律条文的修改完善，无论其最终效果如何，老人“精神赡养”的问题终究不可回避。的确，法律法规解决不了所有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问题就始终得不到解决。其实，法律的制定中饱含孝文化的因子，对于法律法规的宣传普及，这实质上也是对孝文化这一社会氛围的营造。希望大家从自身做起，多一点自觉行动，老人的脸上也许就会多一些微笑。（张洋 李纵）
（责任编辑：石兰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