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展京津冀区域未来3至7天空气质量预报会商，当预测试点开展空气重污染预报会商和应急联动长效机制的6市中至少有4个城市的空气质量未来连续4天及以上、持续达到5级(含)以上重污染水平时(根据相关标准，空气质量由好至差共分1至6级)，6市将共同提前启动实施各自的最高一级应急减排措施，以遏制区域空气中污染物的累积速度。”
以上是日前召开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小组第五次会议上发布并进行第二次征求意见的《京津冀核心区域空气重污染预报会商及应急联动工作方案(试行)》中明确的内容。作为最为吸引眼球的长效机制试点，参与的6市分别为京津冀核心区域的北京、天津、唐山、廊坊、保定、沧州，值得关注的是，未来，这一试点将逐步扩大到京津冀全境。
一直以来，围绕大气污染治理的话题总逃不过社会舆论的关注，特别是被普遍视为我国大气污染“重灾区”的京津冀区域，在被赋予肩负“我国走出大气污染阴霾、找寻治本之策”重任的使命同时，区域内有关大气治污的一举一动都会被置于聚光灯之下。此次，京津冀或率先启动试点相关的应对联动机制，更被视为对坊间长期呼吁的积极响应，认为实属“距离彻底解决大气污染问题更进一步”的明智之举。
长效机制构建渐行渐近
之所以说此次6市试点有关长效机制吸引眼球，是因为其中又明确将6市共同采取最高一级的应急减排措施。按照此前重大国事、外事活动，以及已有的应对重污染天气的实践，“最高一级”的措施中不乏燃煤、化工、石化、钢铁、橡胶等所有事关污染排放企业的停产(限产)、停工，以及机动车的单双号行驶等内容。
实际上，近年来，包括在京津冀区域内的部分城市中，这些措施已经有过实施。然而，这样的成果取得，对于京津冀三地而言，显然是经历了一番在认识上的统一过程，更与具体的政策推进关系密切。
构建一系列足以应对京津冀区域内大气污染尤其是重污染天气的应急机制，早在大气污染问题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焦点之初就有涉及。最初，围绕雾霾、PM2.5等展开治理策略讨论的时候，其区域扩散性质就被认清，而依此提出协同治理、区域联动治本的声音可谓众多。
早在2011年，由天津市气象局与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合作建立的首个京津区域大气环境综合监测系统建设方案于当年12月3日正式出台，明确从2012年开始，京津区域将在线监测PM2.5。这一时间节点正值社会刚刚开始认知PM2.5，并对各方监测数据展开“孰优孰劣”争论的阶段。可以说，京津建立首个联动监测系统，意义非凡。
一向主张“公开环境监测信息”并为推动其实现开展大量工作的北京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是我国开展大气环境污染治理和监测的知名人物，其更是伴随着京津冀逐步寻找大气治污治本之策一路走来。对于京津的首次区域联动尝试，马军当时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就曾指出，这对于国内几大城市群无疑具有借鉴作用，京津尝试的意义积极。他呼吁，诸如京津冀等城市群还需要更多监测点，以形成监测网络。
随后的几年间，京津冀除在共同监测数据和共享上不断加深合作，更在有关推动三地联动治理的体制机制上重点谋划。从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小组办公室不定期的会议通气，到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区域机动车排放污染控制培训交流会的具体实践，从三地陆续出台大气污染治理条例推动有关标准的对接、统一，到京津冀地区生态环境保护整体方案率先在环境保护领域推动京津冀一体化走向现实，应该说，以生态环境之名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穿上绿色外衣的决心，正逐渐彰显于三地之间。
治本之策：联防联控治理有序
就在京津冀区域各地一致达成有关将大气污染治理摆在前所未有重要位置的共识的同时，国家亦已明确了将治理大气污染等环境指标在内的一系列目标考核与政绩挂钩的考核方式，无不一致推动了当前大气污染治理的格局，即在京津冀区域内已然形成共同寻求治本之策，展开联防联控的局面。
围绕以京津冀开展区域联防联控，寻求大气治污治本之策，马军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截至当前，从全国范围看，各级政府对治理大气污染，在认识上已达到新的高度，这是值得肯定的。
马军介绍，相关研究表明，在京津冀区域内的污染源排放量，如电厂、钢铁厂、水泥厂，周边地区的排放量特别巨大，因此，要想真正解决区域内的大气污染问题，需要周边一起立下“军令状”，一致下定决心治理才能见效。
实际上，污染的客观存在以及影响范围早已注定了治本之策的方向。对此，京津冀统一污染排放标准、加快汽车燃油供应级别提升统一步伐等都已提上日程。特别是，在具体的操作上，三地间已然从资金投入、软硬件管理上迈开了步子。
早在2014年年初，北京市就曾明确表示将投入7600亿元，以换取2017年能够实现天蓝、水清、地绿的治理目标。在马军看来，北京市的治理确实有很多功课要做，比如汽车尾气、扬尘、燃煤、工业废气等治理;煤改气等燃煤替代部分也需要很大投资，一些供电项目的治理都需要巨大投入。“但除了在硬件上的大规模投资外，更要注意在软件上改进，比如科研和管理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马军建议。
马军认为，如果软件有所欠缺，硬件投入在作用产出上肯定会有所折扣。他建议必须要考虑这种投资是否能高效率达成目标，巨大投资的背后必须考虑回报是多少。根据其稍早前针对全国范围的一项投资和回报测算显示，相较于美国当年治理其污染的投资回报测算，我国的投资回报率是严重偏低的，“那么，这方面就需要研讨的是，我们在政策效率上还是有待提升的。”
具体到共同推进区域联动治理上，马军同样认为要重点在管理等软件上先期着力。“区域共同治理的前提是，大家首先要能够信任和沟通，比如在数据上的交流。”马军说，当前，地方之间、部门之间的数据壁垒是存在的，想要实现协同治理的确存难。但是现在有一个好的迹象是，在各界呼吁下，污染源信息的公开正逐渐形成，这也有助于区域间增进信任。
而在治理的次序上，马军指出，应该循序渐进，针对不同污染源排放展开有序治理。首先，京津冀区域普遍遵循着针对机动车尾气排放的治理，手段覆盖提高排放标准、加快燃油清洁、减少使用频率等，这些措施都应予以肯定。
其次，在治理路径上应该保有次序。从世界范围看，对固定源的治理都应该优先于其余源头，这意味着，我国对电厂、钢铁、水泥、建材、化工、石化等固定源头的排放口、排放标准都是清晰的，“这在管理上也容易实现，而机动车等动辄几十万辆、几百万辆的保有量，在管理上是有困难的。”
最后，也是至关重要的，且将左右一切治理手段能否如愿达标。马军强调，这就是必须确保环境守法能够实现。在实际监测过程中屡有发现，在一些重污染天气下，仍有一些污染源在大量排放。“如果我们连环境守法都无法确保的话，何谈雾霾治理。”马军说。
也许，确保环境守法才是真正决定联防联控，寻求有序治理治本之策之后的关键所在。事实上，在刚刚过去的一周时间内，京津冀地区乃至整个华北地区都遭受着大范围重污染天气形势，而据环保部11月15日对外透露，针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持续出现的大范围重污染天气，环保部于11月14日派出6个督查组对北京、河北、山东、河南四省市重点城市的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情况和大气污染源排放情况进行了督查，发现部分应急措施未完全落到实处，其中按照启动三级应急响应要求，包括禁止重型、中型货车等车辆通行;严禁取暖锅炉冒黑烟;禁止进行土石方作业;防止渣土堆、料堆扬尘等等均在其列。
（责任编辑：秦宇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