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新型城镇化”系列报道之六 本报记者杜萌
9月5日上午，记者前往河北省安平县采访。
天气晴朗，阳光灿烂。
“今年麦子收成不行。”头发花白的赵铁占告诉前去采访的记者，由于冬天过于寒冷，再赶上麦子扬花壮籽粒时连天降雨，致使麦粒灌不上浆，造成大幅度减产。
收成好时，赵铁占承包地的小麦亩产能达到1200斤，今年亩产却只有800斤。
“年轻人都到城里工作了，留在家里种地的大多是妇女和老弱劳力”
赵铁占今年58岁，是河北省安平县城关镇东会沃村村主任。他担任村主任一职已有37年。聊起村里方方面面的情况，这位村主任了如指掌。
东会沃村常住人口1190余人，全村土地登记面积1141亩。早在1978年，原有三个自然村合并为一个村，旧村宅拆除后腾出400多亩地。目前村民人均九分地。
赵铁占说，全村青壮年占30%，学生和小孩子占30%，老年人占30%。按正常交水费农户统计，全村只剩二三百口子人，留在家里种地的多是妇女和老弱劳力。
“从这几年情形看，种一亩小麦能收入多少钱？”
赵铁占说，扣除种子、化肥、农药等支出，一亩地种麦收入能有五六百元。
可以想象，如果守在田头，春夏秋冬、雨雪风霜，辛勤劳作的结果，只不过是一亩地年收入五六百元，而城里上班收入肯定要比种粮多。
赵铁占的说法也证实了这一点：“眼下村里基本上没有年轻人，年轻人都到城镇工作了。”
就在记者采访赵铁占的同时，距安平县直线距离1240公里外的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正在举办2013世界农业发展论坛，讲台上相继有两位重要人物发表讲话。
联合国粮农组织驻华首席代表张忠军在论坛上预言，“到2050年时，中国乃至全世界将面临粮食安全问题的挑战”。
另一位重要人物、中国粮食行业协会会长白美清在论坛上发表了演讲，主要论点是：中国要走生态农业之路。他建议政府高价收粮，然后交由市场平价售卖，以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
一个不可回避的紧迫现实是，随着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镇和工业部门转移，劳动力已逐步成为制约粮食生产的关键因素，解决明天“谁来种地”、“谁来种粮”问题已是当务之急。
赵铁占告诉记者，早年，东会沃村青壮劳力进城，自家的地没人种，想请人租种，给钱也招不来人。渐渐地，先有本村人请本村人租种承包地，后有本村人请当地人租种，再后边就有了本村人请外地人租种承包地的事。
这种现象绝非东会沃村独有。
有研究人士调研发现，随着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农村进城工作的人数增多，特别是粮食主产区一半以上的青壮年劳动力产业工人，农业劳动力呈现结构性紧缺，一些地区粮食生产出现“副业化”的趋势。与进城工作和种植经济作物相比，种粮效益明显偏低，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保持粮食生产稳定发展的难度加大。
耕地约束构成了我国粮食安全的重大挑战，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耕地仍可能继续减少
除了农村青壮年离开耕地这一因素外，影响我国粮食安全的不利因素还有很多。在一些地方，一些失地农民不能靠种地为生，不得不寻求打工挣钱，身处长期漂泊不定的生活状态。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城乡发展规划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曾联合发布报告称，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导致土地要素流出粮食生产领域，工业化、城镇化与粮食生产相互争地的矛盾日渐突出。耕地约束构成了我国粮食安全的重大挑战，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耕地仍可能继续减少，而且宜耕后备土地资源日趋匮乏，耕地资源紧张状况将会进一步加剧。
记者在安平县采访时了解到这样的信息：
2002年，安平县按照“建基地、聚要素、兴产业、扩城区”的思路，谋划了总投资100亿元、占地4.5平方公里的丝网生产基地。
2007年，安平县着手谋划建设占地3000亩的西南工业区。
安平县工业园区前身为中国(安平)国际丝网产业基地，由南区和东区两部分组成。
南区始建于2002年，已成为一个规划科学、功能完备、经济发达、产业集聚、环境优美的现代化新兴园区。
东区于2010年5月份开始规划建设，各项工作已全面展开，并取得了显著成果。2011年安平县工业园区先后被省政府确定为“省级工业园区”和“省级工业聚集区”。
安平县工业园东区起步区10平方公里，远期规划面积20平方公里，共规划设计了4横7纵共11条主次干道，设有生产加工区、信息物流区、创业辅导区三大区域。
安平县政府网站网页上刊有对开办工业园区的肯定文字：促进了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广大农民从传统农业中分离出来，逐步向产业化工人转变，农村工业化进程加快，大大促进了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繁荣；城区面积迅速扩大，城市功能分区日益明确，城市建设与经济发展步入了互相促进的良性发展轨道。
正确处理好城镇化发展与耕地保护的关系，实现减少耕地可控
9月5日，记者驱车自河北省安平县城向东行驶，在为民街路边采访了一名当地村民。
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村民家住东寨村，他指着马路北边标有“亿利丝网”的那排偌大厂房说，东寨村90%以上的耕地都被城东开发区占用了。
据这位村民介绍，东寨村约有1300余口人，人均拥有一亩半土地。县里搞开发，包括东寨村在内，其相邻的东毛庄村、西毛庄村、王各庄村等村庄约数万亩土地被征用。
“我家四口人，有两个孩子，我家的地按一亩给6万块钱买走，剩有一分地没卖。”这位村民告诉记者，他今年35岁，他家卖地总共卖了17万元，这事情发生在3年前。
村民的话道出了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不得不正视和解决的问题。
有研究人士提出，一定的耕地资源保有量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基础。人多地少的国情决定了我国必须实行世界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1986年我国首次提出“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1998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将耕地保护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并明确提出“实现占用耕地补偿制度”。2008年10月，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层层落实责任，坚决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建立保护补偿机制，确保基本农田总量不减少、用途不改变、质量有提高。”而随着人口的刚性增长、经济的快速发展、城镇化的稳步推进，人地之间的紧张关系将更趋尖锐，粮食安全的形势不容乐观。
对此，业内的一致观点是，正确处理好城镇化发展与耕地保护的关系，实现减少耕地可控，始终坚守十八亿亩耕地红线不动摇，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对耕地的需求。
研究人士提出的具体建议是，严格保护基本农田。必须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严格执行《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确保基本农田稳定。尤其是在粮食主产区，国家应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加大对产粮大县的奖励补贴力度，减轻产粮大县的财政负担，切实改变“产粮大县、经济小县、财政穷县”的现象。
另外，要严格控制城乡建设用地。搞好城乡土地规划，控制城市和小城镇的快速膨胀和农村建设用地的扩张，严厉制止土地利用粗放浪费、违法违规用地的现象。努力实现耕地“占补平衡”，通过土地开发整理，补充耕地数量和质量不低于同期建设占用、灾害损毁和农业结构调整损失的耕地。
同时，适时推动适度规模经营。应通过制定土地流转优惠政策，并按照依法、自愿、有序的原则，促进农村土地向种田能手集中，提高粮食生产的集约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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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0年以后，中国全面进入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阶段，同时土地占用的速度也在加快。全国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结果报告显示，1998年我国耕地面积为19.45亿亩，2008年仅为18.257亿亩，人均仅约1.39亩，平均每年净减少耕地1300多万亩，呈现出持续减少的势头。根据测算，目前我国失地农民总数在5000万人左右，城镇化过程中还将有近亿农民失去土地。
当前，我国一些地区出现大面积的农田被毁，取而代之的是低效能的工业园区。大部分县域都有一个工业园区，很多地方每个镇都有工业园区，有些欠发达的县市更是随意划拨工业厂区。由于工业污染处理设备的投入少则几百万，高则上亿，巨大的环保处理费用对于中小企业及欠发达地区的工业园区来说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出现工业对农业污染的恶性事件时有发生。(记者杜萌 制图/李晓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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