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巩峥 李祥
集中起来规模经营，不再是京郊土地流转的唯一形式。在潮白河畔的通州区东堡村，集中到村集体的地通过竞价又转回农户手中。一流一转，竟能把农田的效益提高十几倍，村里的收入也水涨船高。
高出这么多的效益打哪儿来？用村支书袁志会的话说，土地集中起来有了规模效益，收益权、经营权明确解除了后顾之忧，村里的种田能人就敢大显身手，让土地真正成为农民的资源、财源，而不再是累赘。
两头难，荒了田
土地是累赘？袁志会这话有所指。
那是2003年，正向城镇化迈进的通州农村，密集引来各类企业。东堡村周边也不例外，驻扎的企业越来越多。村民发现，家里一两亩地一年的产出，还赶不上在工厂里两三个月的打工收入。于是，大家伙儿跟风似地撇下锄头，出村打工。
陈多智就是其中之一。这一年，他跟媳妇一块儿进了村旁的加工厂做汽车脚垫。家里的两亩地撂荒了，很快杂草丛生。
“就那么荒着，不心疼？”记者问他。“咋不心疼？”陈多智说，地荒着可承包经营权还是他的，一亩地每年得给村里交150元的租金。那时他也有过狠下心把地还给村里的打算。可没了地，村子日后若是发达了，收益也跟自己无关了，这么一想，心里又不踏实。就这样，两亩地成了陈多智想丢又不敢丢的“累赘”。
与陈多智感同身受的不在少数。就在他出村打工的2003年，东堡村的荒地面积达到了顶峰。村委会当时的统计资料显示，全村耕地一共1800亩，竟有七八百亩无人照料。
有胆子大的农民干脆放弃了承包经营权，把地交还村集体。“可这些荒地跟烫手的山芋一样，没人接。”村支部副书记杜振江回忆说。村里只好降租金，一降再降，最低时一亩地一年只收二三十元钱，照样没人承包。
其实，东堡村不是没人愿意种地。村子的大棚西红柿远近闻名，全村600多户人家，近400户都是种菜高手。比如村民徐秀芹，她种了24年大棚。“岁数大了，不愿出去打工，在家守着地种，一年也能收入几万块，挺好。”徐秀芹说。
既然是这样，为什么不愿接别人的荒地呢？“盖大棚一次投入就得上万元，万一我盖好了，没几年人家又把地要回去了怎么办？”徐秀芹这话道出一些愿种地、善种地农民的担心。
不种地的，宁可撂荒不愿转手；想种地的，眼巴巴盯着不敢伸手。两头难，让东堡村的地一天天荒下去。这种现象在整个潞城镇都不鲜见。
把地给愿种的人
2004年,潞城镇专门召开土地流转会议，寻求破解之法。东堡村被作为样本，进行专题研究。
怎么才能让土地成为农民手里的资源、财源，而不是累赘？一番讨论过后，认识逐渐统一：不种地的不愿转手，想种地的不敢伸手，病根儿在收益权不清。得让愿种地的能人多种地，产生规模效应，同时保证不种地的人也有一定的土地收益权，这样才能让土地真正流转起来。
镇政府决定：土地只确定村民的收益权，而不确定经营权，先在东堡村大胆尝试。
在随后的确权中，东堡村先将全村1800亩耕地全部流转到村集体，集中起来核算，保证全村人均享有1亩地的收益权。愿种地的，交租金购买经营权，等于集体又将土地流转给他；不愿种地的，不再交租金，保留有土地收益权，仍能分享全村土地增效带来的收益。
“我们最初的想法就是不能让地闲着。不论到啥时候，地都是咱农民的根，地荒了，村子还有啥盼头？”村支书袁志会说。
新举措推行之初很是艰难。村集体底子薄，虽然承诺给每位村民一亩地的收益权，但拿不出现金兑现。很多愿种地的人在观望，不敢轻易出手。给地找“婆家”成了村委会的当务之急。
此时，通州区沿大运河、潮白河一带的休闲旅游产业开始起步，很多大型度假村逐水而来。度假村需要有自己的农产品基地，东堡村临河又有大片闲置农田，双方一拍即合。
很快，村西北230亩闲置耕地成了月亮河度假村的种植基地，按市场价商谈，每亩一年租金最后定下5000元，比村民的租金高出十几倍。随后，相继几家度假村也都相中了东堡村，争着拿这里当菜园子。
村里荒地逐年减少，村集体的经济实力逐渐壮大。到了2007年，村民每人一亩的土地收益权开始以现金形式发放，每年130元，虽不多但连年看涨。
一个重要节点出现在2011年。当时的土地收益金一举涨到了每亩620元，而承包土地的租金是400元。相当于种着村里一亩地，每年村里还倒贴给你220元。眼看着大企业的菜园子种得红红火火，再加上这倒贴的钱打底，本村种田人的积极性迸发出来，大伙儿抢着到村里申请流转荒地。
（责任编辑：袁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