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中国经济周刊》创刊10年这一视角,对10年间所关注和报道的经济领域、经济话题、企业和人物等,作一次整体回顾和梳理,借此探寻中国经济的发展脉络和未来趋势。
2004-2014,是中国经济的一个片段,也是《中国经济周刊》诞生成长的第一个10年。我们有幸记录这个特定年代,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
过去10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的振兴起到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更是成为被全世界寄予厚望的发展引擎。
过去10年,中国以13亿人口之巨,迈入中等收入国家,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
过去10年,中国的金融、汽车、外贸、房地产等诸多行业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发展与成就,可谓“黄金十年”。
过去10年,是中国改革逐渐进入深水区的10年。深层矛盾逐步凸显,利益博弈此消彼长,中国不仅要解决“发展问题”,同时还要解决“发展中的问题”。
过去10年,是中国转型升级的10年。通过转变发展方式,追求高质量的经济增长,谋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当前,中央对经济形势做出了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重要判断,发展站上了新的历史起点。
温故而知新。
我们从《中国经济周刊》创刊10年这一视角,对10年间所关注和报道的经济领域、经济话题、企业和人物等,作一次整体回顾和梳理,借此探寻中国经济的发展脉络和未来趋势。
增长的十年
过去10年,不断有人发出“警告”:中国经济即将崩溃……但事实是,中国GDP在过去10年增长了两倍多,经济总量从全球第六跃居第二。尤其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经济增速和就业率仍维持在正常轨道上,并为世界经济复苏做出了重要贡献。
过去10年,中国的GDP增速经历了两次起落。
第一次上升阶段,是从2004年四季度的8.9% 跃升至2007年一季度的15%;之后,受金融危机影响,降低到2008 年四季度的6.6%。
2008年11月19日,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出台,经济增长在2009年四季度又 重新跃升至12.2%。经过两年多的政策消化时间,2012年一季度GDP增速降低到8.1%。此后,经济增速虽然下了一个台阶,但保持了总体平稳较快增长。
“4万亿,它不仅反映了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大调整,还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一直以出口拉动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开始转变为以内需拉动为主。”有专家如此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
中国民众也受益于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生活水平大幅上升。10年来,按购买力衡量,中国人均GDP水平增幅达两倍多。2011年,中国人均GDP 35000元人民币,按照当时汇率折合约为5000~6000美元,已经进入上中等收入经济体国家。
但是,“中国现在的经济存在着一种独特的‘结’的特征,一边是快速的经济增长,而另一边却是经济与社会的不协调发展,而这种不协调假如没有处理好,势必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制约。”2004年1月13日,时任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副主任的赵振华教授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我们看到,过去的10年也是中国深化改革、全面转型的10年,是解“结”的10年。
改革,十年经济关键词
过去的10年,中国改革渐进深水区、攻坚期,不仅考验改革者的决心,也检验改革者统筹兼顾的智慧。堪称密集的改革举措,成为过去10年中国全面改革的鲜明注脚,成为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强大动力。
从政府层面,行政体制改革一直在推进。2006年,某地行政审批服务中心负责人对《中国经济周刊》说,下一步的行政审批改革必须依赖行政体制的综合改革和整体推进。我们看到,中央在2008年发布了《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这项被称作 “政府革自己的命”的改革,一直在有序推进。
对政府来说,更深层次的改革在于评价机制。2004年,《中国经济周刊》关注了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的“造城运动”,GDP冲动使得全国崛起一批“空城”。
从2010年开始,我们连续4年推出系列报告《哪个省的GDP“含金量”最高?》,用对环境的污染、生态的破坏、资源的消耗等标尺来重新审视地方政府的GDP增速。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呼吁,应该建立对地方政府的更为科学的评价体系,不应“唯GDP论英雄”。
10年来,改革更多地与民生挂钩。2008年,《中国经济周刊》报道了全国第一个实现省级社保大数据库集中的黑龙江省,在实现省级统筹中所取得的经验和遭遇的困难。如今,社保跨省份转移、接续在绝大多数省份已经实现。
医改也是诸多改革的重中之重。2010年2月,卫生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和人社部制定下发《关于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作为新医改“重头戏”的公立医院改革“路线图”呈现在了公众面前。
在国企改革方面,自2003年国资委成立后,央企重组开足马力推进。“钱少、人多、机制不活三个老大难问题仍然在困扰着我们。因为虽然这三个老大难问题现在在深层次体制下都还没有完全解决,但我们是在认真地往前走。”2007年,时任国资委研究中心党委书记李保民告诉记者,从当年起必须加大工作力度,除了中央企业继续自愿重组外,国资委要依法大力推动,要体现出资人的意志。2013年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为国企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走市场化方向。
作为中国经济的内核,过去10年,从银行业改革到汇率改革,金融行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银行业金融机构为例,10年前,中国银行业曾被外界认为已经到了“技术性破产”的边缘;10年后,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6家银行跻身世界500强企业。10年前,外资银行在中国的金融业务刚刚开始,还稍有些摸不着头脑;10年后,他们已经如鱼得水,其在中国的资产从零增长至超过万亿元……
与改革伴生的是一波又一波的反腐风暴。2004年6月23日,在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上,时任审计署审计长的李金华提交了一份触目惊心的、“沉甸甸”的审计“清单”,不仅一些中央部委赫然在列,而且资金使用“黑洞”之大也使人瞠目结舌。当年底,李金华站上了央视年度经济人物的领奖台。党的十八大召开后,反腐利剑又一次被高高祭起,迄今已有17名部级高官落马。
“世界工厂”在转型
2004年,上海有关部门对60家企业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在企业的技术工人中,高级技师的比重仅占0.1%,技师和高级技工也仅仅分别占1.1%和6.1%。
《中国经济周刊》2004年的调查发现,中、高级技工总体缺乏的情况表明,中国职业教育对市场需求的反应较为缓慢,专业设置不能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
国内难觅高级技工的新闻背后,是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的转型升级,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的发展事实。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不再,高端人才短缺,中国制造业骤然间面临了来自欧美发达国家高端技术与亚洲邻国低端成本的夹层式竞争局面。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王志乐对《中国经济周刊》说,中国制造业目前正面临挑战,挑战的关键是能不能转型升级、节能环保。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2013年1月16日在谈及“制造业转移”话题时也表示,“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外贸的竞争优势继续依靠劳动力优势和成本优势的话,将难以为继,必须加快转变外贸发展的方式,形成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出口竞争新优势。这也是十八大报告提出的明确要求。”
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也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导向的一个根本性变化,从“快字当头”转为“好字优先”,坚持调整和优化结构,着力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作为传统制造业的中坚力量,汽车业在过去10年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04年6月1日,《汽车产业发展政策》正式发布, 对中国汽车业积极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实施品牌经营战略提出了指导性意见。
当时,有业内专家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中国汽车工业必须走自主开发之路,否则,在开放的国际环境下,中国汽车工业将不复存在。从目前汽车行业技术和资金密集的特点来看,无论是政府还是汽车业内人士,都没有对民营和地方汽车企业的未来抱很大希望。政府对发展中国汽车工业的希望,仍然寄托在大型合资企业的身上。
但是,当时的人们肯定预料不到,有一天,初出茅庐的中国民营企业吉利,活生生吞下了已有82年历史的欧洲著名豪华车品牌沃尔沃,上演了一出“吉利式并购”。
“可以把吉利收购沃尔沃视为中国汽车产业海外并购最具标志性的事件。”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李明光处长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国内整车制造企业收购境外整车制造企业,吉利虽然不是第一例,但影响却很大。
富豪与他们的接班人
铁打的富豪榜,流水的富豪。如果说过去10年的中国经济是一场波澜壮阔的大戏,那么,在各类富豪榜上“走马灯”一样的中国富豪就是粉墨登场的演员。
从福布斯富豪榜看中国亿万富豪,是了解中国过去10年财富增长的捷径。2003年,中国内地身家在10亿美元以上的富豪只有1人(网易公司创始人丁磊),2013年则有168人,其中,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凭借860亿元人民币(约合142亿美元)的净资产登上榜首。
10年间,中国内地首富的资产增长了10余倍。从他们的行业来看,2003年,丁磊所在的互联网行业刚刚走出低潮,重新勃发。而王健林所在的房地产行业,由于近年来房价飙升,创造了无以计数的富豪人群。2013年,与王健林一同登上福布斯中国十大富豪榜的,还有另一位来自房地产业的代表——碧桂园创始人杨国强之女杨惠妍,其以439亿元身家,位列第七。
除了房地产,股市也是重要的造富之地。福布斯分析认为,2003年只有极少数富豪财富来自股市,如今该比例大幅增加。中国已取消许多贸易和投资限制,为企业家提供了更广阔的融资平台。
为了记录中国企业家群体的变化,英国注册会计师胡润还专门为中国富豪创了一个榜——“胡润百富”。不过,不少富豪在上了胡润榜之后出了事,因而胡润榜又常被戏称为“杀猪榜”。
创业难、守业更难。中国资产超过百亿元的顶级富豪们,眼下正在遭遇“接班人”难题。
2013年胡润富豪榜等公开资料显示,中国当前资产超过100亿元的149名顶级富豪中,除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马化腾、百度公司董事长李彦宏等少数富豪外,大多数富豪的年龄都达到或超过了50岁。名单中,越是排名靠前的富豪,年龄低于50岁的越少。如在财富榜前20名的富豪中,只有6个人的年龄低于50岁。
早在2004年,均瑶集团创始人王均瑶因肠癌谢世,围绕着遗产的内部纠纷以及企业进入“后均瑶时代”的担忧,人们的注意力开始转向“富豪问题”。“由变化引发的家庭纠葛很快就会外露,这也反映出民企产权传承的法律支撑缺乏。”当时,一位熟悉均瑶集团情况的律师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近年来,富豪接班问题更为突显。2012-2013年间,《中国经济周刊》采访了13位富豪继承人,记录了历史上极为罕见的、中国顶级富豪们集中向下一代传承财富的特殊时期。广厦集团创始人楼忠福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对我个人而言,一生的创业历程中有最大的两件事,一是白手起家筚路蓝缕地创造财富、回馈社会;另一件大事就是功成身退,适时培养好、选择好接班人,延续辉煌,传承企业的使命。”楼忠福的表达反映了中国不少顶级富豪的心声。
《中国经济周刊》在调查采访中得知,目前“富二代”接班之旅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先留学海外,之后逐渐积累企业管理经验,以初步试点为平台,逐步接班;二是在国内顶级教育培训机构“镀金”之后,空降到企业担任高层,掌握实权;三是从基层干起,通过多个层面的历练,最后掌权。
不仅仅是顶级富豪们,事实上,在改革开放浪潮中成长起来的整个财富阶层,很多都开始面临财富的传承难题。中国社科院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第一代企业家的年龄平均为55~75岁,在未来5~10年内,全国有300多万家民营企业将面临企业传承问题。而这将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中国民营企业的接续发展。
外向型经济快速发展的十年
“如果有人问我,在过去50年中,世界发生的最重大事件是什么?我的答案是:柏林墙倒塌和中国加入WTO。中国加入WTO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影响了全球经济的结构和模式。”这是2013年6月,时任WTO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时的表述。
拉米认为,2001年中国加入WTO,是中国经济开放中重要的历史时刻,是一个对中国的增长和发展非常关键的决定,这个决定使得中国经济实现了迅速的发展。
正如拉米所言,过去10年,是中国外向型经济快速发展的10年,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升。10年来,进出口贸易总额从2003年的8000亿美元增长到2012年的3.87万亿美元,由世界第四位上升到第一位;累计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对外直接投资居世界第三。
除了贸易、投资数量及金额的增长,更重要的是贸易结构的变化。近年来,我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明显上升,新技术密集型产业已经开始形成核心竞争力。
统计数据显示,10年来,中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近8倍,汽车、船舶、铁路机车、飞机、卫星等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产品成为新的增长主体。
当前,全球与中国经济发展都处于重要转型期,审时度势、瞄准潜力产业、抓住发展机遇,是中国经济脱颖而出的关键。
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10月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表演讲时说,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他表示,中国经济增速有所趋缓是中国主动调控的结果。要实现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只要7%的增速就够了。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也表明,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将不再以GDP增长速度论英雄,而是强调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立足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