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启动“雾霾模式”
在北京市海淀区生活的叶铃子(化名)是一个两岁孩子的妈妈,也是一对六旬老人的女儿。一直以来,老人孩子的健康,是她最记挂的事。
2013年初,北京首次爆发有数据可查的大面积空气污染,此前就对北京天气格外敏感的叶铃子便养成了这样的习惯:每天早晨拉开窗帘,先看一眼天空,如果看到有灰尘、雾、霾,立刻上网查看PM2.5(大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 2.5 微米的颗粒物,也称为可入肺颗粒物,目前中国部分地区“霾”的主要组成部分)指数实时播报,如果是轻微污染或者更严重,就要关照父母,今天别带孩子出门。
2014年1月14日,中国气象局发布的2013年《中国气候公报》显示,去年中国中东部地区平均雾日数16天,较常年偏少8天,为1961年以来最少;平均霾日数36天,较常年偏多27天,为1961年以来最多。其中,江苏、安徽、浙江、河南、河北、北京、天津等地的部分地区,霾日数超过100天。
平均下来,几乎每隔四五天,叶铃子的女儿就有两三天不能到户外活动。她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抱怨:“儿童保健医生都说,这么大的孩子要多晒太阳,最少要户外活动两小时,可是这天气怎么出门?”
以前,叶铃子的父亲每天早晨要到公园舞剑,听到专家说“雾霾天气不适宜户外运动”之后,老爷子的运动周期常被突如其来的霾搅乱,后来索性放弃了。
为了抵抗雾霾,叶铃子买来空气净化器、防PM2.5口罩等“装备”。考虑到父母的心肺功能已经不如年轻人,叶铃子还时常买点润肺效果好的雪梨、荸荠、百合、银耳……“不知道有没有用,至少心理安慰一下。”
如今,全国各地很多家庭都像叶铃子家这样启动了“雾霾模式”。电商网站、商场药店,价格在二三十元的防尘口罩月销量动辄过万;价格上千元的家用空气净化器,月销量整体高于同等价位的空调、热水器;“更高级”的PM2.5检测仪、雾霾防毒面具也不乏人问津。甚至有的医院还开了“雾霾门诊”,不过终因病因复杂、治疗困难而不了了之。
据媒体报道,1月11日起,北京空气再次出现连续4天的重度污染,北京市儿童医院每天有超过800个孩子接受雾化治疗。截至1月14日,儿童医院呼吸哮喘普通号排到了3月13日,副主任医师号已排至4月15日。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潘小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2013年底,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已经把大气污染的细颗粒物(PM2.5)确定为致癌物,但雾霾致癌的可能性有多大,关键要看不同地区大气污染的程度有多大,公众没必要因此恐慌,并不是说每个人都会得癌症。
潘小川表示,雾霾对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确实能够造成影响,造成超额死亡,但目前还没有对生殖系统这方面的研究,因为涉及到第二代,需要观察更长时间,雾霾是否会对生育生殖功能造成影响,短期内恐怕不会那么明显地显现出来。
与流行病毒不同,雾霾对人造成的危害是广泛、慢性,甚至是不确定的,这种看似“不确定打击”也造成了人们莫名的恐惧。因此在过去的这一年,因为雾霾,人们对大气污染的反思和应对都超越了以往。
北京雾霾中的一天 本刊记者 肖翊|摄
完不成任务要“提头来见”
治霾,已经刻不容缓。
2013年年初,大规模雾霾天气爆发之后不久,环保部官方网站上,74城市空气质量状况月报、季报、半年报、年报如约而至,且内容不断丰富、完善。
环保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部委,分别从制订防治计划、调整落后产能、提供资金支持、鼓励清洁能源等方向找到治理雾霾与自身工作的结合点,从国家层面向制服霾害擎起利剑。
2013年9月,国务院发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下称“大气防治国十条”),提出“力争再用五年或更长时间,逐步消除重污染天气,全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的目标,并针对不同地区定下具体指标,且每一项所涉及的任务都有严格的时间节点和量化指标:到2017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可吸入颗粒物浓度比2012年下降10%以上,优良天数逐年提高;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细颗粒物浓度分别下降25%、20%、15%左右;到2017年,重点行业排污强度比2012年下降30%以上,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降低到65%以下等。
2013年12月上旬,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公开发表,再次强调“不以GDP论英雄”,仿佛一颗定心丸,让愿意在大气污染乃至所有的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上花力气的官员们踏实了。
《北京2013—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在大气防治国十条发布一周后亮相,将治霾行动分解为84项具体任务,每一项任务都落实到各区县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和市属国有企业的50多位“一把手”头上,完不成任务将按人头追责。
据媒体报道,2014年1月19日,北京市两会上,北京市市长王安顺表示,他已经和中央签署了责任状,落实即将出台的《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如果空气污染(治理目标)到2017年实现不了,领导说了句既是玩笑话,也是分量很重的话——“提头来见”。
环保部已与全国31个省(区、市)签署了《大气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明确了到2017年各地PM2.5和PM10(直径在10微米以下的颗粒物,又称为可吸入颗粒物或飘尘)浓度下降的指标,进一步落实了地方政府环境保护责任。其中,任务最重的京、津、冀三省市PM2.5的年均浓度下降目标为25%,目前空气质量最好的琼、藏、滇三省区也需要持续改善空气质量。
2014年1月1日起,全国实时发布空气质量信息的城市已由2013年的74个增至190个,其中16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还将发布空气质量月报,并参与空气质量排名,公众可上网或用手机客户端查询实时空气质量数据。环保部监测司司长罗毅称,目前可实现对空气质量监测数据的无缝隙监督,各监测点的数据会进行自动化处理,生成报告和网络信息后快速发布,可有效减少对监测数据的人为干扰。
2014年,从国家到地方,密集的政策与行动,表达了中国治霾的决心,也标志着“重典治霾元年”的正式开启。
中国未能避免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事实上,在雾霾为害之前,有的城市对大气污染的防治已持续多年,但收效不尽如人意。这也与欧美国家最初应对雾霾时的情况差不多。
“北京从1998年开始到现在,共采取了16个阶段的大气污染防治措施。但北京的大气污染依然严重,原因很多,包括这几年机动车发展太快、扬尘控制得不是很好,能源结构调整五环内做到了,但五环外还没有做好。”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柴发合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各地治理大气污染,关键要看自己的PM2.5具体是什么成分,要在科学的分析之后拿出有针对性的治理手段。
“近40年来,中国未能摆脱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所揭示的环境与发展演变的规律,未能避免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在很大程度上重蹈了西方国家的覆辙。”全国工商联环境服务业商会秘书长骆建华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环境受了三次大的冲击:第一次是1980年代的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第二次是1992年开始新一轮经济高速增长;第三次是2002年下半年开始的新一轮重化工业急剧扩张。三次冲击波一次比一次迅猛,并相互叠加,终于使中国环境污染走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程度。
雾霾侵袭日益严重,也使得中国迅速意识到,应尽早借鉴欧美国家几十年前重典治霾的经验,推进自上而下的全民治霾进程。“环保的代价不仅是企业、政府的,更多是每一个人的。我们必须为环境保护付出代价。把油的质量做得更好,我们多付一点钱是值得的;为使用清洁的燃气发电,多付几分钱的代价是应该承受的。”国家气候战略中心主任李俊峰提醒道。
中国治霾应该分几步走?多少年后可以还城市一片蓝天?从欧美国家数十年的经验来看,治霾的难点在于长期保持、及时调整、对症下药。对此,英国、德国、美国在治理雾霾的路上也摸索了很多年。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该曲线是通过人均收入与环境污染指标之间的演变模拟,说明经济发展对环境污染程度的影响:一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环境污染的程度较轻,但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环境污染由低趋高,环境恶化程度随经济的增长而加剧;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到达某个临界点后,随着人均收入的进一步增加,环境污染又由高趋低,其环境污染的程度逐渐减缓,环境质量逐渐得到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