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从高层重视到地方规划，京津冀一体化成为中国社会热词，这个以首都为核心的经济圈也被外界解读为：中国经济改革新程的“一号工程”。
然而，“城市病”与贫困区并存，利益藩篱与经济潜力同在，环境危机与发展诉求两难……京津冀的发展矛盾似乎已是中国城镇化进程的问题缩影。如今，在问题倒逼与国家战略下，京津冀“抱团”破题再迎新契机。
人口环境重压 “大城市病”倒逼京津冀协作
2013年初春，浓重的雾霾多次笼罩京津冀地区，多地PM2.5爆表，让舆论再次关切治霾的区域协作。同样在这个春天，“京津冀一体化”话题再度趋热，面对灰霾的天空和发展的困境，“同呼吸，共命运”的发展关联度正成三地共识。
在中国区域经济版块中，京津冀合作的概念虽提出较早，却发展滞后，相对于长三角和珠三角，京津冀内部的发展落差不减反增。有学者曾用“吃不下”“不够吃”和“没饭吃”来比喻京津冀三地的发展失衡。
“对于京津冀协作，一直以来河北积极性较高，北京、天津积极性相对较低，而如今，京津越发迫切需要加强区域协作，疏解城市功能。”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研究员单菁菁向中新网记者表示，因为人口膨胀、“大城市病”缠身，尤其是不堪负重的北京，正面临资源环境的倒逼。
专家所说的“迫切感”有着具体的数据支撑。以北京为例，十年前，北京出台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制定的人口规模为1800万人，但这一数字早被突破。截至2012年，北京市常住人口已达2069.3万人，伴随人口激增，土地紧张、环境污染、交通拥堵、房价高涨等“城市病”日益突出。
“北京已进入危机状态，天津已达警戒线。”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祝尔娟这样表述京津两地人口、环境、资源等综合承载力。
“特别是北京，城市发展已经碰到天花板，北京的未来，根本出路在京津冀协同。”祝尔娟向中新网记者分析，北京必须通过功能疏解，在更大的区域范围内寻找发展空间和动力。
今年1月，“城市病”首次写进北京的政府工作报告，市长王安顺在报告中也用了“主动融入京津冀城市群发展”的表述。此外，从动物园批发市场外迁，到设立京津冀治霾“协调处”，北京对于区域协作的主动性也正从口号变为行动。
“京津与周边的关系正从集聚、吸收转向疏导、互动，给自己寻找出路，也给周边提供机会。”祝尔娟说。
“大树底下不长草”：尴尬的环京津贫困带
与京津的“减肥”相比，在区域中被外界喻为“没饭吃”的河北，其对于三地协同有着更为迫切的诉求。
虽然紧邻北京、天津这两座中国北方特大城市，并有着东部沿海和环抱首都的区位优势，但是，长期以来，河北受到京津的辐射作用微乎其微。京津对资源、资本的强吸附作用，甚至导致了“环京津贫困带”的出现。“大树底下不长草”成为舆论对河北发展尴尬的一句形象比喻。
2005年8月，亚洲开发银行的一份调查报告首次提出：在国际大都市北京和天津周围，环绕着河北的3798个贫困村、32个贫困县，年均收入不足625元的272.6万贫困人口。
9年之后，当北京自称“已经成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之际，河北省政府在2014年的工作报告中，仍将“环首都扶贫攻坚”作为这个京畿省份的工作任务。
今年3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发布的《京津冀蓝皮书》直接指出，“多年的京津冀区域合作中，河北始终是保障京津的服务角色。”
这份由京津冀三地相关学者共同参与编写的蓝皮书称，北京多年的“虹吸效应”形成了河北省环首都贫困带。天津市要打造中国北方经济中心、环渤海地区经济中心、中国北方国际物流中心、国际港口城市，在产业发展和港口建设上处处“挤压”河北，制约了河北城镇体系的建设，尤其是大中城市在沿海的布局和发展。
“我们的发展是按行政区域考核，各个行政体有着各自的发展诉求，行政区域间，往往是竞争大于合作。招商引资时，大家都想着抢占项目而不考虑是否适合自己。”单菁菁说，行政区划间的利益分割，导致市场引导的失灵。
近年来，诸如“环首都”“环渤海”等等，在河北对于区域合作的规划中一直存在，但由于区域间的利益博弈，以及“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势，河北的区域合作热情多沦为“一厢情愿”。
“一直以来，京津冀三地间也多多少少有着合作联系，但多是为了满足各自的眼前利益，合作思维没有跳出自身，没有着眼区域分工和产业布局，这也是如今大家期待国家统筹京津冀一体化的原因。”祝尔娟说。
“抱团”因国家战略所需 将打造改革引擎与样板
今年2月2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专题汇报时，将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并对三地协作提出七项具体要求。一周之后，在中国总理李克强所作的首份施政报告中，“加强环渤海及京津冀地区经济协作”写入2014年重点工作。
在习近平讲话一个月后，河北省就迅速推出新型城镇化意见，明确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河北相关城市功能定位。
一个月内，从中央到地方连续释放的信号被外界解读为，已提出多年的京津冀一体化终将从概念转为行动，有香港媒体甚至将此称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一号工程”。
在专家看来，在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启程之际，中国新领导层力推京津冀区域协同，有问题导向的原因，也有国家战略的考量。
“从微观层面，作为中国对外形象的窗口，首都北京的环境问题、功能疏解，以及首都周边的经济塌陷现象，已经到了不得不解决的程度，区域协作是解困所需。”单菁菁说。
祝尔娟也指出，京津冀协调发展是特大城市的“减肥”过程，是省际间突破行政藩篱的协作过程，同时也是在严峻的资源环境问题下处理发展与环境关系的过程。“可以说，处理好这些问题，京津冀一体化就是中国新型城镇化的一个样板，对全国有示范意义。”
而从宏观来看，在中国东部沿海三大城市群中，当前中国着力推进京津冀“抱团”似乎也是国家战略的必然选择。
“中国未来参与国际竞争需要倚重沿海三大城市群，这其中，京津冀的短板必须补齐。此外，京津冀的巨大潜力也最有可能成为中国经济提升的‘第三极’和新引擎。”单菁菁说。
祝尔娟也表示，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圈的辐射范围在中国南方，而中国需要京津冀经济圈的崛起，带动北方经济，连接南北发展。
“更深远的战略意义在于，京津冀经济圈连接东北亚，背靠亚欧大陆桥，它还能带动中国向北、向西开放，并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一些国家通过海洋通道对中国发展的牵制。”祝尔娟说。
（责任编辑：杨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