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霾治理缘何落实不力:地方政府总在低投入上徘徊

2014年06月05日 19:39   来源:新华网    倪元锦

  2014年以来,北京市在大气污染防治等环境治理领域力度空前。自1月1日起,在全国率先大幅提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化学需氧量、氨氮四项主要污染物收费标准,调整后的标准为原标准的14-15倍,为全国最高水平。以经济手段促进治污减排,正在北京拉开序幕。

  然而,有关专家表示,虽然治霾总体思路正确,但落实不力,治理难以短期见效。

  复合型雾霾 治理难度超欧美

  中科院“大气灰霾追因与控制”专项首席科学家贺泓、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跃思指出,发达国家大气污染呈现明显“阶段性特征”,即工业排放、城镇化与机动车文明相继发展,我国雾霾是在工业化发展与机动车剧增同步的情况下,污染叠加并相互作用所致,属于复合型污染,不同于上世纪伦敦(煤烟型为主)、洛杉矶(机动车为首要原因)相对单一的污染,治理难度要超过西方国家。

  这种复合型污染在数据上有明显体现:根据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PM2.5组分实时在线监测显示,有机物、硫酸盐、硝酸盐为主要物质。

  北京市环保监测中心主任张大伟介绍,硝酸盐主要来自于煤炭和油气燃烧,机动车排放所占比例非常高;硫酸盐基本来自燃煤排放的二氧化硫,在高湿度空气下,转换生成硫酸盐;有机物来自煤炭、石油类燃烧的不完全燃烧产物,比如垃圾焚烧、露天烧烤、生物质燃烧、餐饮油烟、化工生产等。

  污染复杂性不仅在于叠加效应,还在于不同污染源排放的污染物之间会发生化学反应,从而进一步加大雾霾产生的可能性,复合型污染条件下,整个大气环境对污染物的容量下降。

  “对于第二产业仅占2成的北京而言,机动车污染是‘氮氧化物’的重要来源。”贺泓强调,氮氧化物高浓度共存时,大气对二氧化硫的容量会急剧下降,例如,京津冀雾霾很严重时,二氧化硫浓度其实也就相当于伦敦烟雾事件的1/10,但因与其他污染物共存,大气容量下降现象十分明显,对治理雾霾提出前所未有的挑战。

  发展压力大 “企业先随意上点治污设施”

  如何处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治理环境的掣肘。在不少地区,财政是“吃饭”财政,前几年承接“污染”产业,如今环境治理成本没有着落。“如果不发展经济,既无法提高财政收入、向上级政府‘交代’,也难以解决群众就业。”河北省一位县级环保部门官员说。

  曾任原国家环保局污控司司长的王汉臣长期调研全国钢铁基地。他坦言,不同于公安、审计、税务,环境体制并无独立性,地方环保局的婆婆是地方政府,经济落后地区的“肚皮”都没照顾好,哪会情愿搞环保?

  业内人士表示,2013年到2017年,国家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大气十条)的投资估算合计约1.75万亿。然而,规划不一定反映真实市场需求,一些业内人士对此并不乐观。

  环保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原庆丹指出,需求可能是一厢情愿的推算,各级政府和企业恐在低成本环保投入上徘徊,导致了“企业你先随意上点治污设施”的凑合局面。

  提及环保服务类企业生存现状,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脱硫脱硝委员会副秘书长路光杰表示,只有政府严格标准、到位执法,这样排污企业才不会怕花钱,环保服务类企业才有饭吃,否则就是压低价格、压薄利润,进而丧失研发动力。

  “傻瓜才会烧好煤”

  贺泓等业内人士认为,国务院“大气十条”治理思路明确,京津冀的燃煤、机动车、工业排放、扬尘等几大污染源显而易见,但同时存在如何落实的担忧。

  记者调研了解到,排污企业应付检查、治污产品恶性竞争是制约当前环境治理的“绊脚石”,而深究企业缘何没有治污积极性,则暴露出治理成本倒挂等深层原因。

  燃煤烟气净化主要是依靠脱硫、脱硝、除尘。一些排污企业为适应“形势”需要,虽安装环保设备,却只在管得严时用来应付检查,存在覆盖率高、使用率不足的情况;还有企业为节省成本和降低运营费用,不顾环保设备治污效果盲目追求最低价,或不按设计要求使用设备,“小马拉大车”造成治污难以达到效果。

  路光杰算了一笔账。“劣质煤与好煤,一吨价差一二百,大电厂一天烧煤1万吨,一年价差好几个亿,傻瓜才会烧好煤。综合各项环保费用,对于钢厂,不用环保设备一年能省至少数百万元,多则一两千万元。”

  燃煤治理领域,还存在“法律不配套,标准不统一”。贺泓说,电力燃煤排放标准在中国已相当严格,但工业锅炉和窑炉的排放立法远远不够,再如水泥企业盈利微薄,标准稍微加严即可引发较大范围倒闭,减排与经济利益、就业致富、社会稳定存在博弈。

  不同行业标准不统一的背后,或许是治理成本和效率不同。路光杰说,电力行业与工业小锅炉,同是烧煤,脱硫脱硝技术本质一样,但电站锅炉很大,一天能烧1万吨煤,小锅炉一天至多烧几十吨煤,每单位成本开销所削减的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量,小锅炉相对很低。(记者 倪元锦)

(责任编辑:袁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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