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对即将结束两年强制戒毒期的小明(化名)而言,并不温暖。
他吸毒被民警抓获时,东西都留在出租房里。身份证丢了,又没了住处,老父亲中风入院,哥哥也近两年没有联系。家在哪里?回哪儿去?
他很恨,想到就要离开强制戒毒所回归社会,内心就极度失衡。可就在这个时候,有个人走进了“大墙”,给他送来了一丝希望。这个人叫刘鸿,小明所在社区的禁毒社工。她告诉小明:“我已经帮你申请了低保,找到了你哥哥,他很关心你,等你回家。”
小明离开戒毒所的那天,又见到刘鸿在大门口接他。刘鸿说:“每一位街镇禁毒社工都会来接所。”这几年在上海,街镇禁毒社工与强制戒毒所正更紧密地衔接在一起,“大墙”内外的禁毒工作者希望走出戒毒所的对象能够“软着陆”,更为平和地回归社会,降低复吸的可能。
提前介入,做好生活托底
这种改变,刘鸿感受颇深。多年前,社区禁毒社工很少知道辖区内戒毒人员在所内的情况,直到他们出所主动上门签协议才进入帮教阶段。2008年以后,他们的步伐前移,通过驻所社工可以提前半个月知道他们离开强制戒毒所的日子,前往接人。
2011年左右,禁毒社工又往前走了一步,通过与驻所社工日趋成熟的配合,街镇社工入所帮教的质量大幅提高,从原先进行简单的送慰问品,到如今深入了解戒毒对象的情况,尽可能为他们出所后的生活做些准备。
小明出所的时候,低保办下来了,廉租房也已进入申请程序。这让小明看到正常回归社会的可能。
“如果让戒毒人员陷入生活困境,那么‘大墙’内的努力很可能白费了,一旦过去的圈子向他招手,他很可能就会再次走上吸毒的道路。”刘鸿很明白,吸毒心瘾难戒,一旦被重新拉回吸毒圈,复吸是迟早的事情。
社工接力,提前化解怨气
刘鸿坦言,她的工作重心就是做好与所内的“无缝衔接”。
62岁的冯德林是上海市第五强制隔离戒毒所的驻所社工,也是近1200名街镇禁毒社工联系五所的纽带。他说:“街镇社工与所内的职能部门并不熟悉,因此当街镇社工需要了解哪个戒毒对象的情况,或是联系上门帮教、接所等,都通过我与所内有关部门协调实现。”
刘鸿的手机里存着冯德林的电话,她说:“我们都来自上海自强社会服务总社,总社把所有驻所社工的电话发到每一位街镇社工。”
街镇社工入所帮教时,冯德林全程陪同,还会将民警平时反映的问题及时告知街镇社工,为出所后做有针对性的准备。
小明出所前对社会仍存怨气,冯德林发现后及时将情况告知了刘鸿。刘鸿通过走访,才得知小明的境况。掌握到这些信息,刘鸿提前为小明申请了临时性补助,设法为他联系工作,申请廉租房等。
走出大墙,民警参与帮教
无缝衔接,除了“大墙”外的社工走进去,“大墙”内的戒毒民警也走出来,这一举措正在长宁、浦东、奉贤、普陀等四个区进行试点。
4个月前,长宁区陈家桥街道来了一位特殊的警官——在女子戒毒所做了8年戒毒民警的杨卫。
杨卫来前,陈家桥街道针对社区戒毒和康复的工作主要由社工徐向群一个人做。徐向群说:“现在有了帮手,杨卫的民警身份具备严肃性和法律代表性,联系街道派出所、卫生中心、劳保部门等部门时有天然的优势;更重要的是有震慑作用。”
徐向群坦言,一些对象对社工的帮教建议并不当回事,“我们通知对象尿检,有时还得用商量的语气。”但杨卫的手中有杀手锏,如果帮教对象严重违反协议,作为禁毒民警她有“强制隔离戒毒建议权”。这一权力如同一道紧箍咒,督促对象更好地接受社区戒毒。
长宁区是上海“所社衔接”做得较早的区域。通过驻所社工这一桥梁,戒毒人员在所内的综合表现都可以及时反馈到街镇社工。而戒毒对象在所里的两年间,他家里的情况也会被社工及时反馈给所里。“没有规则告诉我们一步一步该怎么做,我们一个月一个例会地交流、沟通、摸索。”杨卫说。
截至2013年底,全市累计戒断3年未复吸人员达3.3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