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7月之后，与天气一样火热的是“约谈”。短期内，教育部、国家工商总局、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纷纷使出了“约谈”手段。以前只是偶尔进行的约谈，为何突然密集了起来？约谈究竟是什么，为何逐渐受到政府青睐？
约谈密集呼应改革节奏
7月2日起，教育部陆续约谈75所高校的负责人，督导党风廉政建设。7月10日，国家工商总局约谈阿里巴巴、京东等10家电商，要求其落实“7天无理由退货”。紧接着，有媒体发布消息称，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于7月11日、15日分别约谈了7家互联网电视集成业务牌照方。7月是部委们的“约谈季”，约谈频次明显增加。
约谈之前偶尔见诸报道。2007年，国土资源部对12个县市（州）一把手约谈，中央层面的约谈开始进入人们的视线。随后2011年国家发改委采用约谈手段以期稳定物价。2013年住建部对部分房价上涨过快的城市进行约谈。之后，越来越多的部委加入约谈的行列。据统计，截至目前国务院部委中至少有20个部门进行过约谈。
为何短期之内有如此密集的约谈？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贠杰向本报分析说，大批量的约谈其实与中国目前改革的大背景有关。中共十八大之后各领域的改革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虽然有路线图、时间表，但执行环节还相对薄弱，所以，约谈机制加紧实施，其他形式的督查手段也在运用。政策督查是7月1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的主题，这说明中国对政策的执行和效果越来越重视。
非处罚也非行政干预
约谈究竟是一种什么手段？为何逐渐受到政府青睐？国家行政学院法学教研部教授杨伟东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约谈是一种监督检查机制，放到更大的层面上而言，是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直接沟通交流的机制。约谈可能发生在问题产生之后，用于解决问题；也可能是监管者想要进一步了解被监管者的具体状况。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莫于川将目前的约谈分成两种，一种是行政系统内部的约谈，比如国土资源部约谈各县市负责人；还有一种是行政指导行为的约谈，比如国家工商总局对电商的约谈。
杨伟东认为，约谈是一个中性的词，不等于处罚，“谈约色变”实无必要，约谈也不应该被扣上行政干预的帽子。贠杰也表示约谈是行政监管的一种方式，“当面临全面性的行政执法中出现的问题时，约谈是很有效的沟通手段。”他认为，当务之急是为约谈建立一个制度性的规范。
“不论是一对一的约谈，还是集体约谈，都有三个优势：其一，灵活有弹性；其二，能够面对面说清问题；其三能够建立互动机制。”杨伟东说。
不只谈天还有约束
约谈是只谈天没有约束吗？约谈之后会发生什么？我们可以从一些后续报道中找到答案。
在被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约谈之后，芒果TV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按照总局政策在7月19日前执行非内容牌照视频软件、聚合软件的下架，广电总局的约谈得到实质性呼应。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认为，约谈也有一定的威慑力，因为是上级对下级谈话，有权力行使的方向。
在有的专家看来，约谈是“先礼后兵”的。贠杰认为约谈要注重政策的落实、反馈与监控。如果效果不理想，政府还需要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潘旭涛 朱丽莎）
（责任编辑：宋雅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