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斌挽起牛仔裤,小腿肌肉因为长期戴工字镣铐,已经萎缩。(本报记者 刘星摄)
从看守所被无罪释放后,念斌甚至有些不太会走路了:脱下加起来戴了6年的工字镣铐,他一时还掌握不好身体的重心。逝去8年青春,生活对于重获自由的念斌来说,反而变得如此陌生。
念斌投毒案,公安机关从立案到宣布破案只花了12天,但案子从“疑罪从有”到“疑罪从拖”再到“疑罪从无”,足足走了8年。
翻检该案的司法材料不难发现,这起投毒案的关键证据皆存疑问,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书几乎没有采信检方关于中毒原因、投毒方式、毒物来源的任何证据,并认定念斌先后8次所作的有罪供诉内容不真实,甚至检察院在这次庭审总结时都主动提到,案件“存在瑕疵”。但此前,同样的证据已经先后4次宣判了念斌的死刑。
幸运的是,即使没有亡者归来和真凶自首,依靠家人、律师、媒体和最高法的“少杀、慎杀”,念斌最终还是等到了迟来的正义。
不幸的是,即使案件存在诸多明显的程序瑕疵,正义也仍然迟到了,正如念斌的姐姐念建兰对中国青年报记者所说:“我们找到了最好的律师,碰到了最好的专家,可是阻碍仍然这么大。”
被检测扭转的侦查方向
一直要等到2013年拿到原始数据,质问相关证人,念家才能证明,当初让念斌成为犯罪嫌疑人的证据根本站不住脚。
福建平潭是大陆离台湾岛最近的地方,沿着能直航台湾的海峡号高速客滚码头旁的小路一直向东,就来到了8年前的疑案事发地——平潭县澳前镇澳前村。
2006年,刚过30岁生日的念斌正打算去罗马尼亚投奔亲戚打点零工,他的儿子已经4岁。几年前在和妻子结婚后,念斌选择租了同村村民陈炎娇的一间店铺,卖些零食杂货,日子看上去十分平淡。
念斌店铺的隔壁是南赖村的丁云虾,丁云虾的丈夫死于2002年的一场海难,此后她一个人拉扯三个孩子,同样租了陈炎娇家的店铺卖些杂食。丁、念都是当地的大姓,彼此间多有往来,念斌结婚时丁云虾的弟弟曾经做过念斌的伴郎。
2006年7月28日13时40分,丁云虾的公公俞兆发送来几斤鱿鱼和杂鱼,18时,丁云虾、陈炎娇两家一同吃了青椒鱿鱼、炒杂鱼和各自家的稀饭。当晚,两家人开始出现不同程度的中毒现象,丁云虾的一对儿女俞攀、俞悦当天因抢救无效死亡。
多人中毒两人死亡,市县两级公安迅速成立了联合专案组。事发当天,警方在死者二楼住户的房间中找到了四包毒鼠强和一瓶液体老鼠药,而该住户陈某某在接受警方调查时还曾一度晕倒。在警方最初的案情分析中,作案时间被定为鱿鱼送来后直到晚饭前,而陈某某恰好有作案时间。
但几份关键的法医检测报告推翻了这一设想:7月29日,福建省刑警总队经过化验排除了毒鼠强鼠药的可能性,并在两死者的呕吐物、尿液、血液中检出了氟乙酸盐鼠药。
由于鼠药不对,楼上租户被排除了嫌疑。“这个检测是最关键的,因为这个检测,作为邻居的念斌就成为第一怀疑对象了。”念斌的辩护律师斯伟江说。
根据念斌案的预审卷和警方多次作出的《情况说明》,这次检测后,专案组“以投毒杀人为侦查方向”,由于此后念斌店铺通往丁云虾厨房门的门把手被检出氟乙酸盐,且念斌神色异常,没能通过测谎,遂被列为侦查对象留置盘问。
可无论是这几份关键的鉴定,还是确定了念斌嫌疑的门把手,都最终被证实存在巨大的问题。
2013年7月,检方第一次提供了鉴定所使用的原始质谱图。所谓质谱图,即毒物检验中检测物的离子被分离后,被检测器检测并记录下来、经计算机处理后形成的图。这是用以分析检测物是否是含有毒物、何种毒物的依据。
经过香港、北京两地专家的比对,几份曾扭转侦查方向的鉴定报告存在严重问题:检测时曾将样本图样当做检验物检测图样,同一份质谱图,既被充当心血样本,又与死者呕吐物的质谱图相同。此外,呕吐物、尿液、血液的检测均未按照规范操作,有“被污染的可能性”。
门把手检测物的提取时间曾有过改动,即从“2006年8月8日”改为“7月31日”,而8月8日正是念斌作出有罪供诉的时间。
当年侦查此案,并负责出具《情况说明》及在委托书上签字的警察翁其峰终于在2013年出庭作证。他当庭称,改日期是“支队长让改的”,并且否认了《情况说明》,表示门把手没有为破案提供侦查方向,门把手是念斌招供后才看到的。
“我只能承认了”
通观最有力的直接证据,还是念斌自己在8月8日作出的有罪供诉。
“测谎以后,他们就把我的手拷在牢笼边上。刑警大队长说,按他所说的作案过程去承认,‘不然把你老婆也抓起来’。”
回忆审讯的细节时,念斌的声音开始变得急促。这是念斌被释放后的第二天,他穿着家人为冲喜特意准备的红色T恤,被一群记者围在中间。出来后,念斌终于有了能不被打断地叙述自己经历的机会。
念斌案发时,正值“命案必破”口号喊得最响亮的时期。念斌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最初他不愿认罪,办案人员就把他带到隔壁房间,吊到窗户上,用铁棍打,并用长长的竹签使劲往肋骨的缝隙插,“我当时也哭,可是没有人可怜我”。
当天晚上,念斌被连夜突击审讯,其间念斌一度咬舌自杀。后来,参与审讯的警察在法庭上说,他们只是在给念斌做思想工作,这遭到斯伟江律师的当庭质问,“是什么样的思想工作,能够把人做得咬舌自尽?”
即便如此,念斌仍未认罪。案卷显示,由于留置审查至深夜仍未突破,一些侦查人员也认为对念斌的怀疑不足,但警方研究后还是认为“不能轻易放弃”。
8月8日,念斌最终作出了有罪供诉。念斌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忆说,对方一开始说认了只会判两三年:“我有一个不幸的家庭,我儿子那么小。8月7日那么痛苦,我都没有按他说的做,他就用亲情来逼我,当时我实在受不了了。我是一个男人,是一家之主,只能去承担,我和我老婆总要有一个人留在这里照顾儿子。我只能承认了。”
而念斌的“作案过程”也逐渐清晰起来:因为记恨丁云虾抢了自己一包烟的生意,念斌产生了投放鼠药让丁云虾吃了肚子痛、拉稀的念头,27日凌晨1时,念斌把半包鼠药倒在矿泉水瓶里,潜入其食杂店后丁家厨房,将水从壶嘴倒入烧水铝壶的水里,剩下的半包鼠药和兑水用的矿泉水瓶则被扔入门口垃圾筐,当天,铝壶里的水被做了鱿鱼和丁家的稀饭,这最终导致两人死亡。
念斌认罪两天后,警方在澳前村公开宣布了这一结果,当时数百名村民围观,随后念斌和父母及姐姐一起住的家遭到了打砸。
8月21日,当地媒体刊出报道《7月下旬至今警方攻克9起命案 8月份命案全破获》,9起通报案例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平潭7·27投毒案”。
被隐匿的口供
“水壶里的水是什么意思?水壶难道没有检出?”律师张燕生看到念斌的一审判决书,感觉有些不太对劲儿:水里检测出了氟乙酸盐,那么水壶里呢,为何没有提及?
2008年2月5日,农历二十九,念斌家第一次收到了死刑判决书。心急如焚的念建兰开始四处找律师,她在网上搜到了关于张燕生的报道,这篇报道里,张燕生提到自己要求自己的案子做到“件件是精品”。念建兰想,都是女性,试试吧。
张燕生是大禹律师事务所主任,1994年,张燕生从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离职,创办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接到求助电话的张燕生最初并没有答应念建兰,只是先让她把判决书寄过来。
“特别特别幸运,我找到了全中国最好的律师。”念建兰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当时家里已经一贫如洗,张燕生的律师费要5万元,念建兰只好说自己没钱了,没想到张燕生说没事,有钱的时候还钱就行。
拿到案卷后,张燕生与助手公孙雪发现了更多疑点。公孙雪那时还是张燕生的助理,念斌案2006年7月发生时,她刚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
“那时给念斌定罪的证据主要有两方面,一个是口供,另一个是7份检验报告。”公孙雪回忆,每份报告都只有结论而没有作出结论的依据,有的报告仅有一页A4纸。
这7份报告,提取了俞攀、俞悦的心血、尿液,俞攀的呕吐物,念斌屋子的门把手,此外还有铁锅、碗、高压锅、鼠药等检材。7份报告的指向是,两名死者死于氟乙酸盐,而这种物质恰恰在门把手上发现了。
在张燕生看来,所有检验报告没有附上依据,这十分反常。她本是刑庭法官,做律师后业务也以刑辩为主,接触到的指纹、DNA、足迹比对等检验报告,无一例外均附有原始图片作为依据。
张燕生对7份报告里的门把手检验记忆犹新。这份名为《理化检验分析意见书》的结论是“倾向于认定门把手上的残留物为氟乙酸盐”,“或者是‘有’或者是‘没有’,但不能是‘倾向于’,怎么能拿分析意见作为结论呢?”而门把手是唯一将念斌与投毒案联系在一起的节点。
为了找到专业的毒物鉴定专家,公孙雪回忆,她当时检索了很多关于毒物的文献,列了一串专家清单,再挑选合适的挨个儿联系。这些专家,包括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毒物麻醉药品鉴定处原处长张继宗。
此前,按照控方的说法,水壶里被投了氟乙酸盐,陈炎娇、丁云虾分别用水壶的水做了鱿鱼和稀饭。丁云虾是唯一只吃稀饭而没有吃鱿鱼的人。
张继宗分析后对此提出质疑。他认为,如果水壶真如控方所言有毒,那么,吃了稀饭的丁云虾也会中毒。
后来参与研究的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博士王鹏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解释,氟乙酸盐是水溶性的,只溶于水,不溶于脂类,如果用含有氟乙酸盐的水去煮粥,氟乙酸盐会几乎完全溶于粥中,含量非常高。若死者母亲喝了粥,一定会出现中毒症状。
然而,查阅了当地医院的病例资料,包括主诉、体格检查及其血常规、生化指标等实验室检查结果,王鹏认为,丁云虾体内没有中毒的迹象。
丁云虾没有中毒,这意味着,这与控方所认定的水中含有氟乙酸盐相矛盾。
2008年12月31日,福建高院将本案发回重审后,2009年4月29日,福州中院再次开庭审理此案。
这次,案情又有新发现:张燕生与公孙雪找到了陈炎娇被警方“藏起来”的三段证词,这三段证词均与警方认定的作案经过相左。
公孙雪说,他们翻看笔录发现,警方找了许多人询问,可偏偏没有找房东陈炎娇,这让张燕生感到奇怪。而张燕生、公孙雪有一次找陈询问时,陈并不配合,还夸张地说:“不要来找我,我该说的都说了,他们做的调查有1000多页。”
张燕生推测,陈炎娇一定有被隐藏的笔录,于是向法院提出申请。法官一联系警方,果然有3份笔录此前没有提交。
张燕生发现,这3份被隐藏的笔录,核心意思是稀饭不是水壶的水烧的,而来自塑料桶。也就是说,警方一开始的思路不是冲着水壶去的,甚至可能不是冲着念斌去的。
但一切仍没有改变,2009年6月8日,福州中院再次判决念斌死刑。
死刑复核结果被压
2010年这次,福建高院没有把案子发回重审,而是维持了福州中院的死刑判决。
这是念家人神经最为脆弱的时候。念建兰说她至今记得2010年4月12日那天,福建省高院作出维持一审死刑判决的结果,直接宣判,没有开庭。
“那天下雨,毛毛雨,我突然觉得生命特别美好,好像我也被判死刑了,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我什么想法都有,就辞掉了工作。”
念建兰随后大病一场。她说不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她开始害怕接电话,因为不知道是不是通知自己收尸的。念建兰也开始减少与弟弟的通信,她不知道该怎么跟一个被判死刑的人写家书。后来念斌的狱友出来找到她,对她说,“念姐,你真残忍,念斌一直在等你的来信”。
“没想到第四次还判死刑,念建兰崩溃了,我也崩溃了。在当时,谁都不敢跟我提念斌的名字,提这个我就想哭,真的觉得处在一种抑郁状态。”张燕生说,那是她最感到无助的时候。
然而最高法的态度又让念家燃起了希望。2010年6月,负责念斌案死刑复核的法官亲自赴福建提审念斌。
“当时最高法的法官听我完整的说了整个过程,跟我说‘念斌,我们最高法是重物证轻口供的,就是你念斌今天跟我说都是你干的,我也要去查看物证没有问题才行。”念斌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忆。
提审结束后,念斌写信给姐姐,说这是“千里之外”第一个来听他冤情的法官。2010年7月,最高法还特别约见了辩护律师听取意见。
念斌的死刑不予核准的复核结果曾被福建高院压了半年,而这半年正是念斌家压力最大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是不是明天就被干掉了”。
一直到2011年4月,因为福建省高院宣判已经一年,仍无复核的消息,张燕生打电话到最高法,对方告诉她,结果早就发给了福建。此时,念家才得知,死刑复核没有被核准,这又一次给了念家希望。
然而2011年11月24日,在最高法和福建高院依次将案子发回重审后,福州中院仍然判处念斌死刑,失望和希望再一次轮回。听到结果后,念建兰失控说出了父亲已经去世的消息,念斌当庭痛哭。
这是念家这些年来精心维系的两个谎言之一,另一个谎言,是家人告诉念斌的儿子,父亲只是出国打工了。2013年,公安没有经过家人,直接到了学校去找孩子,虽然老师没让见,但这个谎言最终也没能维持下去。
检测图作假
2013年7月4日是念斌案福建高院第三次二审第一次开庭。庭审前两天,警方终于向法庭提供了念斌案检验所依据的质谱图,此外,当年侦查人员以及鉴定人员均得以出庭作证。
开庭前一天,张燕生才拿到迟到4年的26张质谱图,专家连夜作了研究。结论让人震惊:检测日期与报告记录不符;报告没有按规定操作,质谱图中样品存在污染;所得结论与现实不符。
侦查人员更是在律师的质问下当庭承认审讯录像不完整,翁其峰则当庭否认自己曾写下的“门把手”指引办案方向的意见。一位前去观摩庭审的律师在自己的笔记中感叹,“出庭将是对侦查人员最有效的法制教育和震慑,经过法庭上的交叉询问,侦查人员回去后,在接下来的办案中,大概绝对不敢再有一丝一毫的违法办案了”。
法院迟迟没有宣判,张燕生对此有些担心。一位专家告诉张燕生,质谱技术是由国外传来的,应该追根溯源。于是,张燕生在英国找专家,念建兰则打算去香港找,“他们告诉我,整个亚洲地区就是香港的毒物化验最专业。”
抱着一丝希望,念建兰动身去了香港毒物化验所。说明来意后,念建兰通过电话联系上了皇家澳洲化学学会院士、香港政府化验所高级化学师、主管毒理学组的莫景权。
“莫老师特别客气,他还告诉我说,香港化验所化验结果只针对香港,无法通用。我就说,你只需要做书面审查就可以了。”莫景权最终答应了念建兰的请求。
26张质谱图经过第三方被送到了香港专家手上,一周后,香港专家的结论震惊了所有此案的参与者:用来检测的标准样品的质谱图被当做了送检样品的质谱图,而呕吐物与心血的质谱图也完全一样。专家打了一个比方,这相当于把心脏病患者的心电图给了另一个人,然后说那个人有心脏病。这两个疑点最终均被福建高院的判决书所采信。
香港专家的结论是,这26张质谱图根本不含有任何氟乙酸盐。接手念斌案6年的张燕生一时没能接受,此前她只怀疑物品上的检验有问题,从没想过整个中毒的基础根本搞错了。
2014年2月9日,张燕生发表博客文章披露了此事,她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在开头甚至有些失态骂了一句脏话。
“到这一次开庭,证人出庭后,就发现越来越多的证据造假。”斯伟江说,当他在庭审中听到检方在总结时也承认案子有瑕疵时,他知道无罪判决要来了。
迟来的正义
虽然念斌已经无罪,仇恨却一直没有消弭。
历次庭审,念斌的几位律师和家属对于被丁云虾的家属辱骂已经司空见惯。念建兰回忆,2011年福州中院的开庭十分激烈,几方几乎吵了起来。据媒体报道,当时念斌一度盯住丁云虾的眼睛,大喊:“丁云虾,你的孩子被毒死我也很伤心,可我也是被人诬陷的,我也是受害者。”
2013年7月庭审,当年的侦查人员翁其峰出庭时,旁听席上,念建兰情绪激动,大骂翁其峰刑讯逼供冤枉念斌,另一边,受害人的家属则高喊“人民的好警察”。
在澳前村,念斌被砸烧过的两层小楼仍然一片狼藉,这座当初建给念斌结婚用的小楼里,时间似乎停滞在仇恨爆发的某个夜晚。
念家的一位亲戚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以前这附近三栋楼里住的都是念家的亲戚,出事后只剩两户念家人了。这位亲戚说,她以前也有丁家的不少朋友,出事后就再无来往了。
记者希望她能把记者带到丁云虾的楼下,她摆了摆手,“那里我们不去的”。采访结束后不久,念家的亲戚一转身,从附近的某个小道离开了。
丁云虾不在澳前村的家中,但仇恨仍在:她的几个邻居愤恨地说,“政府都判了四次了,还能判错吗?我们都替他们家感到不公。”邻居说,丁云虾出事后就关掉了小卖部,没有工作,“靠海吃饭”。
记者曾经一度打通了丁云虾的电话,在电话里,她说她在福建高院的门口,高院门口的大马路就是她的家。但记者赶到高院后,除去戒备森严的警察外,并没有看到丁云虾,再打手机,接听人已经不是丁云虾了。
丁云虾家此前并不抗拒媒体,在媒体开始报道念斌案存在的种种问题之后,丁云虾就开始不愿接触媒体了。
“我们真的很希望你们也呼吁呼吁,抓到真凶。”念建兰说。这次宣判前,为了保证无罪后不被丁家骚扰,他们提前准备了五辆车,在宣判前一天,拿着地图不断讨论离开法院的最佳路线。
宣判后的离开很顺利,可离开之后呢?当地政府告诉他们,最好不要回平潭的老家,以免引发群体性事件。
念斌最终自由了,在他失去了家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