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堆满杂书的木桌前，陈景云递来了一张手写的“吃空饷”具体人员名单，共33人。此时，距他举报自己吃空饷已过去3个多月。
陈景云在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早已是新闻人物。2014年6月，这名正科级干部发帖举报自己吃空饷7年、诈骗国家20多万元，随即引起舆论聚焦。
“我希望上级能针对我的问题，依法依纪先从我查起，处理零陵区100多个单位、770多人的‘吃空饷’问题。”他在网帖中称。
中国青年报记者抽取陈景云所写名单中的17人进行核实，最终，6人承认曾经没上班而领取了工资或补助，另有1人虽名义上在岗，但至今仍在开店。
不过，被证实曾吃空饷的干部均表示，这绝非其本意，而是达到某一年龄或工龄后，根据当地的土政策，或者退养，或者外出打工、经商，或者由领导职务改成非领导职务，“是上级叫我们休息”。
今年以来，湖南整治“吃空饷”风暴正劲，在编不在岗的干部陆续返回单位。但多名受访干部反映，由于没有安排具体工作，有的人返岗只是“上午报个到，下午在家打牌”。
“不上班没有道理，但请回来，还是不好安排工作。”永州市一名熟悉人事政策的政府官员坦言。
三类人被举报吃空饷
陈景云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单单是其供职的零陵区七里店街道办事处，包括他在内就有至少33人曾经吃过空饷。
他列举的吃空饷人员主要分为3类。前两类分别是改非人员、退养人员。
这两类人员的产生，与一道年龄线有关。在一些地方，超过这条线仍担任某级别领导职务的干部，通常要改为非领导职务(简称“改非”)。有的人员超过这条线，则会保留工资、离岗退养。陈景云称，这一年龄线在零陵区曾是45岁。
记者看到，在陈景云所写的吃空饷人员名单中，他把自己划入了“改非干部吃空饷”类，共3人，而被指吃空饷的退养人员共9人。
永州一名官员用“土政策”评价这一做法。“按道理不能这么弄，可为了解决超编、领导超职数的问题，一些地方就把到年龄的干部‘一刀切’了。”
第三类是外出人员。陈景云解释，有关部门在过去曾鼓励分流、下海，员工给单位交一些钱即可在外自主谋生，有的还可继续领取工资或补助。这类人员有7人。
记者注意到，上述三类群体的共同特点是：当年均因土政策而离岗，如今年龄大多50岁以上，级别相当于正科或副科。
2003年，陈景云第一次向上级反映吃空饷问题。“当时是匿名给纪检、组织、人事部门写信。”陈景云说，他并未针对具体单位，只是描述这种现象比较严重，“同时，有些地方明明一个职位可以做的事情，却要五六个人去做，增加了干部编制”。
3年后，有一次，区里召开加强干部管理的座谈会，已是七里店街道办副书记的陈景云再次提出这个观点。
这些情况反映没有回音。直到今年4月，陈景云发帖“自首式举报”，零陵区这一历史遗留问题终于引起关注。
2011年，零陵区已被曝光一起百余名教师吃空饷的事件。
陈景云发帖举报的时候，湖南省各地整治“吃空饷”、“在编不在岗”的行动开展已久。全国范围内，针对“吃空饷”的大规模治理也屡见报端。
永州对此项整治颇为重视。永州市委书记陈文浩曾在一次调研中强调，机构编制部门要利用“三超两乱”专项治理的契机，着力解决好过去不能解决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建章立制，在制度上做文章。
整治无疑取得了一定成果，据《永州日报》2014年8月23日报道，截至6月底，永州市共自查出机关事业单位各类“吃空饷”人员498人，已纠正处理401人，追缴资金276.35万元。
报道披露，永州市祁阳县、零陵区的工作力度较大，在追缴的276.35万元资金中，这两个区县占了95%以上。
《永州日报》开始公示部分区县、单位的“在编不在岗”人员名单。陈景云统计发现，单在今年4月，零陵区9家单位就公示了184人。
陈景云有些疑惑：零陵区9家单位184人在编不在岗，那么，全区所有单位会有多少人吃空饷?永州11区县的数量，是否会超过官方公布的498人?
“零陵区吃空饷人员共有770多人。”陈景云称，这个数据是一名基层干部告诉他的，来源是一次会议。后来，“770人吃空饷”的说法被多家媒体引用。
对该数据的真实性，官方此前接受《北京青年报》采访时不予回应。
领导叫我们不要上班
“我们不想退，45岁就退了，讲出去好难听啊。”时至今日，回忆起被说服退养的那一幕，七里店街道办工作人员刘明仍然心有不甘。
退养人员，正是陈景云“吃空饷”人员名单中的一个类别。其实，退养现象在全国许多地方都曾出现，绝非零陵区“专利”。
2003年，刘明45岁，距退休还有15年。一天，街道办领导告诉他可以不上班了，让年轻人来上，“45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却叫我不要干了”。
七里店街道办另有两名工作人员称，他们退养是在48岁。所有受访退养人员均证实，当时不用写任何申请，领导主动找他们谈话，“领导说行就行了”。
“我们不可能硬要上班，肯定要服从安排。我们不可能赖在单位说：‘我要上班，领导为什么不叫我上班?’当时我们也没这么说。”七里店街道办一名退养人员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坦言，“如果我们这么说了，单位领导肯定对我们有看法。”
他们加入了退养人员的队伍。每天，他们不用去上班，但银行卡仍可收到每月2000元左右的工资，只是少了下乡补贴等补助。一些人则在当地做起了生意。
当时他们难以想到，在后来全国不少地方治理吃空饷的行动中，离岗退养人员均被列入治理范围。而今年，作为“在编不在岗”人员，他们全部被通知回单位上班。
刘明退养前后，2003年，恰逢陈景云调入七里店街道办任职。4年后，“改非”的命运落在了正科级干部陈景云的身上。陈景云也成为日后自己举报“吃空饷”群体中的一员。
那年，陈景云45岁。“改非”次日，他依旧早上8点来到街道办，但感觉已经不一样，“大家对我很客气，就像对客人一样。”
他回忆，有人来单位办事，不知情的同事说“这事要找陈书记”，一旁马上有人说“他已经‘改非’了”。于是，陈景云的事情渐渐少了起来。
如果列席一些会议，陈景云也不太敢发表意见了。他隐约意识到，自己不是领导，能够被通知来开会，已经是现任领导对自己的一种礼貌。
从心态边缘化，到逐渐不来上班，这被认为是官场的一种潜规则。永州市多名受访“改非”干部、人社系统官员均向记者证实，干部“改非”后，很少有领导专门通知其不用上班，但大多不会分配具体的工作。
前述官员表示，事实上，一些现任领导未必希望在单位看到“改非”干部，“去上班了，现任领导会认为你有意见;不去上班，某种意义上，还被看作是对领导的支持。”
“我打破不了这个潜规则，这是一个组织。”陈景云有些无奈，官场“设计”的流程，把他推向了曾经举报的“吃空饷”的大军之中。2007年以来，虽没有上班，但他每月依然可以收到两三千元工资、补助。
相比较而言，永州市另一区县的干部张德更幸运一些。“改非”后，这位副职领导级别提了一级，由副科变为正科，成为主任科员，工资是每月3000多元。
这样的待遇不算最好的。张德告诉记者，在一些地方，干部“改非”后，还可能会被安排到国企担任老总，领原单位、国企的双份工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