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市重点建设项目，国家损失5700万元；一次土地使用招标，国家土地价值缩水3200多万元；一项国家森林公园旅游开发，3600多万元资源使用费被取消……四川雅安市原市委书记徐孟加滥用职权，利用国家资产换取个人利益，一个个“光鲜”的公共服务项目背后，是龌龊的官商勾结。引人深思的是，招商引资竟是徐孟加完成任务、凸显政绩、“安全可靠”地谋利的生财之道。
“熊猫绿岛”项目：“撕毁”协议，用5700万国家损失换80万元个人股份
“熊猫绿岛”，是雅安市雨城区的“大项目”。徐孟加曾多次表示，作为该市“十二五”规划的重点项目，总投资15亿元的“熊猫绿岛”要成中国乃至世界低碳节能的示范样板，成为世界一流的生态会展中心、经贸中心。事实上，这一项目成为徐孟加个人获利的一块“肥肉”。
2010年4月，雅安市政府在“熊猫绿岛”项目中确定了由政府出资先建安置房、后整体开发的方针。通过正常程序，两家公司中标安置小区工程建设项目，同年11月拆迁工作开始，3个月后拆迁完成，开始产生拆迁户安置过渡费，但迟迟未见开工。
2011年3月，香港洪涛公司提交“熊猫绿岛”整体开发方案，并顺利中选。为帮该公司进一步取得整体开发权，徐孟加否定此前市政府确定的建设方针，解除与先前中标公司的合同，将安置房纳入整体规划设计，并将建设模式改为“建设—移交”(BT)模式。
安置小区因建设模式改变，赔付违约金、退场费等原因，造成国家直接经济损失5700余万元。
调查显示，2009年，香港洪涛公司董事长余某通过徐孟加胞兄徐某抛出诱饵，许诺在雅安项目成功后给予兄弟两人好处费，获得徐孟加认可。后余某在成都注册公司时，赠与兄弟俩价值80万元的股份。
土地使用和森林开发：亲自“关照”，国家资产缩水6000余万，个人获利400余万元
徐孟加曾撰文指出：“在招商引资过程中，要坚决纠正打着招商引资的旗子……以政府利益最大化为理由，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现实中，他却又一次扇了自己的耳光。
根据公诉机关指控，2009年，在名山县“陈家坝”地块使用权出让过程中，徐孟加多次向当地政府“打招呼”，提出该地块评估单价每亩控制在40万元左右。按照价格低评的要求，评估公司对该宗土地初评单价仍达每亩54.5万元，但在徐孟加的进一步“关照”下，最终评估单价为每亩42.7万元。
通过事先安排好的串标，海南金邦公司最终以6350万元竞拍到近145亩土地的使用权，成交价仅比竞拍底价高150万元。经司法鉴定，该宗土地使用权时值9586万元。徐孟加的“关照”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200余万元。
作为“回报”，徐孟加伙同徐某收受金邦公司420多万元(包括犯罪未遂150万元)。
2010年，徐孟加再次在10%项目利润提成的驱动下，利用权力“服务”开发商，在荥经县龙苍沟国家森林公园旅游开发项目中，迫使当地政府放弃收取出让底价为3600多万元的森林景观资源使用费，使四川众信公司顺利取得开发权。
根据公诉机关指控，2009年5月至2013年11月期间，徐孟加滥用职权的行为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共计1.26亿余元。而其与胞兄徐某共收受贿赂548万元(其中犯罪未遂150万元)。
案发后，徐孟加在检讨书中写道：“通过引进企业在雅安投资，既能完成招商引资任务，又能凸显个人政绩，还可以‘安全可靠’地谋取利益，达到‘一箭三雕、顺手牵羊’的目的。”
七成贪贿干部涉基础建设项目 招商引资岂能成贪腐“外套”
四川省纪委统计数据表明，2012年5月以来，四川省查办贪贿类省管干部22人中就有17人涉及房地产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占总人数77%。“工程上马、干部下马”成为许多地方绕不开的怪现象，“发展经济”、“招商引资”则成官商勾结、谋取私利的幌子。
一些受访法学专家和反贪工作人员表示，公共服务项目投资领域腐败频发，一方面在于项目投资中政府既是制定政策、掌握审批权的决策者，又是招商引资的参与者，双重角色使得监督易流于形式；且当前我国地方政府“一把手”缺乏监督和制衡机制，连纪检监察部门也受制于“一把手”，监督游离于权力之外。
另一方面，片面追求GDP的错误政绩观导致了地方对招商引资的渴求。“巨额投资不仅能拉动地方GDP，商人获得回报的同时，也对腐败官员和‘中间人’进行‘反哺’，形成了‘互惠’黑色利益链。”四川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刘昕杰说。
“斩断权力寻租之手，政府必须摆脱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双重角色，将公共资源配置权力交给市场、法律和制度。”成都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主任刘学说。
刘昕杰表示，地方政府必须减小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同时改变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分配格局，以破除借地生财的内在动力。
此外，地方党委和政府必须规范各自的职能范围，提升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优化投资的软硬环境，而让公权力逐渐退出微观经济活动领域，才能还市场一个洁净，还官场一个廉明。(记者吴光于)
（责任编辑：袁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