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贸区建设将引领一个新繁荣年代 图 IC
本报记者 朱国顺 张钰莹
秋天是挂果的季节。秋分过后，我们走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热土上，仿佛能闻到果子的清香。
2014年5月24日下午，上海西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上海市工作汇报。总书记特别提到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殷殷嘱咐：“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块大试验田，要播下良种，精心耕作，精心管护，期待有好收成，并且把培育良种的经验推广开来。”
春种一粒籽，秋收万颗粮。在一周年之际的上海自贸区，我们能收获些什么样的果实呢？
破解两洋战略
在上海自贸区采访，印象最深的事情之一，就是世界地图。在自贸区管委会、在大大小小的公司里，都会看到一幅幅或大或小的世界地图。作为中国今天最前沿的开放阵地，面向世界寻求机遇，应该是这里最热门的话题。
上海自贸区的建设，恰恰也是从这幅地图展开的。
翻开世界地图，我们可以看到，最醒目的就是两片蔚蓝色的大洋：太平洋与大西洋。自贸区的种子就是在两洋萌芽的。
地球5.1亿平方公里的表面积中，太平洋占据了1.8亿平方公里，大西洋占据了8000万平方公里。由于地球人口的60%生活在距离海岸100公里的地方，两大洋的一举一动，深刻地影响着人类明天的走向。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两洋上空渐渐聚拢起几片疑云，飘忽不定地移向高速前进的中国列车。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WTO成员。那年我国GDP总量9.6万亿元，约1.15万亿美元，排在世界第六。十二年后的2013年，达到了56.8万亿元，约8.3万亿美元，排世界第二。入世对中国经济的推动是显而易见的。
试图改变一些什么的一些人，试图改变规则以改变结果。TPP和TTIP，渐渐聚拢在两大洋的上空。
中国通过开放促进改革，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有人也认为，更进一步的开放，可能是中国经济现阶段尚不能承受之重。于是以更广泛自由贸易为特征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开始在两大洋沿岸逐渐酝酿。蹊跷的是，世界第二经济体和最大货物贸易国中国，并不在酝酿行列。TTIP倒算了，中国不是大西洋沿岸国家，不管你那些事；TPP就令人生疑了，为什么会看不到太平洋沿岸最有活力的大国呢？
应对挑战最好的办法，就是有一副适应挑战的好身板。
2013年3月28日中午，阳光灿烂，两辆中巴车在常熟至上海的高速公路上疾驰。李克强总理履新后第一次到地方视察，就到了江苏和上海。在上海，第一站就来到了外高桥保税区。
他在视察时鼓励支持上海积极探索，在现有综合保税区基础上，研究如何试点先行，在28平方公里内，建立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进一步扩大开放，推动完善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
李克强说：“中国走到了这一步，就该选择一个新的开放试点。上海完全有条件、有基础实验这件事，要用开放促进改革。”
与改革开放初期选择深圳渔村进行试点不同，这次国家出手就是上海这张“王牌”。原因在于肩负的使命不同，这次面对的是两洋战略的破解，需要一次至关重要的压力测试。
应对压力测试
自贸区的先行先试，首先是压力测试。
第一步走得大胆、谨慎、小心、稳健。
2013年9月29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建立。2013版负面清单公布，共190条。有人对照了一下现有的规定，发现几乎是正面规定的另类解读。
谨慎是必要的，压力测试需要循序渐进。
前进的步子一刻没有停息，测试的分量不断加码。23项服务业扩大开放措施公布，海关“先入区，后报关”新模式启动，“央行自贸区30条”公布。2014年6月18日，自由贸易账户开闸。7月1日，2014版负面清单公布，管理措施比2013版减少51条。7月25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通过，8月1日起施行，自贸区依法有据，有例可援。9月18日，上海黄金交易所国际板正式上线运行。
仅仅以国家“一行三会”来说，到目前为止已出台了51条金融创新举措，包括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利率市场化、人民币跨境交易、外汇管理制度创新等，一线放开和二线严格管理的宏观审慎的金融框架制度和监管模式基本形成。
2014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人代会上海代表团会议上叮嘱上海的同志：“在自由贸易试验区要做点压力测试，把各方面可能发生的风险控制好，切实防范系统性风险特别是金融风险。”
上海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指导下，稳扎稳打，稳步前行，切实履行好总书记的嘱托。
政府主动变革
面向两洋战略的压力测试，不能不带有某些被动的色彩。但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上海化被动为主动，抓住新一轮开放的机遇，以开放带动改革，积极进行政府自身作为的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政府的管理体制和监管模式，改变过去一直延续到现在的、以审批为主、特别是以前置审批为主的政府管理模式。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韩正说：“自贸试验区探索的，就是对过去政府以审批为主的管理模式的颠覆性创新。前置审批没有了，对政府的实际工作来讲，管理比过去难了、要求更高了，必须从以往以审批为主的管理模式转变到事中事后的科学监管上，这是重大的改革创新。”
自贸试验区最大的亮点是负面清单。由于负面清单，企业搞活了；由于负面清单，政府的管制进一步放松了；由于负面清单，政府审批制度必须进行颠覆性的改革；由于负面清单，必须建立事中事后监管制度。
变革带来的吸引力真是很大。
28.78平方公里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一眼望出去看不到边。对于弘毅投资总裁赵令欢来说，好像还是小了一些。他对李克强总理说，自己是“挤”进自贸区的。
2014年9月18日下午，赵令欢坐在李克强总理对面，隔着一张两米多宽当作会议桌的食堂餐桌。他对总理说，自己是“盼星星盼月亮”那样的心情，来“挤”进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的。
他说，以前很多事情需要审批，因此跨境投资竞标时，往往要加上一句备注：如果政府审批没有通过，交易自动取消。这样一来，“有时候对方甚至怀疑我们交易的合法性”。
总理说，“不止是境外投资吧？”他举例说，就是在国内与外商谈判，我们有时也要求对方提供“批件”，这让人家莫名其妙：合同文本都是按法律规定做的，还需要什么批件？
总理强调，政府要切实放掉那些“不该管的事情”，把审批为主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真正改成事中事后监管。这就是上海自贸试验区的真谛。
上海自贸区的建立，是一次扩大开放、突破两洋战略的试点，但远远不止是应对两洋战略的试点。它更是政府主动作为，通过开放促进改革的一次自身革命，是在全社会释放创新活力、提升创造能力的尝试。
通过改革，释放创造与创新激情，目标在于创造中国经济新繁荣年代。
走向新繁荣
在上海自贸区综合服务大厅里，有三张不同颜色的桌子：一张绿色桌子是自贸改革前有关限制措施的186份文件，一张蓝色桌子上，是改革后被调整的151份文件，另一张橙色桌子上，则是目前还留存的35份文件。也就是说，自贸区试验一年，有81%的企业投资限制文件被调整，有的限制条款就此消失。
对企业的限制减少了，企业自身的活力增强了。以往管理体制的形成有特定的历史因素，当条件逐渐成熟时，及时地调整管理方式，将释放巨大的活力和能量。
企业是活力之源。上海自贸区建立一年来，区内新设立的企业就有12266家，而此前23年同样这片土地上，总共建立企业8900家。一年超过二十年！
开放促进改革，改革带来了创新创造活力迸发，星罗棋布、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新企业，带来了欣欣向荣的新繁荣景象。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费尔普斯在《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一书中，把繁荣定义为生活的兴盛，即对事业的投入、迎接挑战、自我实现和个人成长；把国家的繁荣定义为大众的兴盛，它源自民众对创新过程的普遍参与。他认为，两个脑袋比一个脑袋好使，100万个有创造力的头脑肯定强于50万个或者25万个。
一次正向的大变革，总是会激发出大量大众创新的潜能，进而带来生活的兴盛，并带来国家的繁荣。
英国工业革命之后的创新与繁荣，使得24万平方公里的英伦三岛，占有了世界几乎三分之一的土地；美国西部开发带动的社会形态变革，带来了从十九世纪延续到二十世纪的镀金年代。改革开放带来的创新活力和能量，对于中国的影响更加深远。36年间中国的变化举世瞩目，仅仅是加入世贸组织后12年间，中国的GDP 就增长了4.5 倍。
上海自贸区的改革所带来的创新与活力，如水银泻地，洋溢在28.78平方公里的热土上。
一位中央领导这样问道：“中国有八九亿劳动力，这里面要是有三分之一都有创造的热情、创业的动力，那就接近美国的整体人口，你们想想看那是什么局面？”
那会是一个如同一年跨过了23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景象。
这样一个新繁荣年代，已经在东方的地平线上渐渐露出了曙光。
在霞光万道中，我们将笑看两大洋云落云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