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荒者泡图书馆借阅前自发洗手 曾被批体味重

　　陈虎将图书馆上报纸的内容摘抄到自带的报纸空白处 摄/法制晚报丽案调查工作室记者 蒲晓旭陈虎白天在图书馆里读书,晚上则睡在银行门口的台阶上 摄/法制晚报丽案调查工作室记者 蒲晓旭陈虎白天在图书馆里读书,晚上则睡在银行门口的台阶上 摄/法制晚报丽案调查工作室记者 蒲晓旭

　　自己查阅医书 治疗伤腿

　　“书是我的精神食粮,一天不看就受不了。”章楷说,自己每天都会到住所附近的图书馆、书店读报,周末再坐公交来杭图。这已成为他坚持十多年的习惯。《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杭州日报》和《钱江晚报》是他每天必读的报纸。

　　“我一身病痛又无人照顾,时常心情抑郁,要通过看书读报暂时忘记忧愁。一看到正能量的文章,就会高兴很久。”说到这里,章楷的声音有些发抖,“我们老了,大脑要萎缩了,要不断充电,不断得到精神支撑。”

　　撩起裤管,章楷露出左小腿一片长约10厘米的结痂。两个月前的一天夜里,心情郁闷的他去书店看书,跌倒在路边一块花岗岩上。因为天黑加之视力不好,剧痛过后,并未在意的他仍到书店看书。直到一位热心女子发现他满腿是血,才将其送入医院。

　　为节省药费,他又回到书店查阅医药书籍,购买绷带和消毒药品自我医治。好在如今伤势就要痊愈。

　　章楷虽然只能听清耳边的喊话,但长年阅读让他对国家大事侃侃而谈—“现在正在开APEC会”、“现在反贪腐的力度很大,还有干部顶风作案”。

　　下午5点30分,专题文献区响起闭馆音乐。章楷像往常一样放下书,挑起口袋走出阅览室,在回家的路上继续拾荒。

　　边抄报边充电 学习养殖

　　在杭图报纸杂志区,一位每天抄报的读者引起了管理员何建成的注意。

　　从一年前开始,这位读者几乎每天下午都会坐在阅览室里读报,并用圆珠笔将部分内容抄到自带的报纸上,有时还会边抄边笑。

　　他还会用阅览桌下的电源给一部老款旧手机充电,用饮料瓶接开水喝。每次进图书馆,他还会带上两个塑料袋,装着碗筷等杂物。直到晚8点50分阅览室闭馆,他才不紧不慢地折起抄好的报纸离开。

　　他是36岁的重庆籍拾荒者陈虎,一年前来到杭州打工,却始终没能找到合适的工作,索性捡起了垃圾。

　　走出图书馆,他会去附近的荒地取出自己放在那里的行李—一张破席和一床已看不出底色的被褥。而后扛着行李前往杭州下车路一家24小时银行门口,与几位流浪者一同睡在路边台阶上。临睡前,他还会看几眼在图书馆充足电的手机。附近住户张先生介绍,去年冬天,曾看到陈虎睡在垃圾桶里。

　　“我想抄点东西带回家,以后搞养殖。”陈虎操着浓重的重庆话说,如果再找不到活,自己就要回老家了。

　　曾被批体味重 怒目回应

　　报刊区管理员叶婷介绍,陈虎对国际、军情新闻情有独钟,《环球时报》是他每天必读的报纸。陈虎曾有段时间很喜欢坐在阅览室的沙发上看凤凰卫视。因笑声过大,被叶婷劝阻。陈虎当时虽并未理睬,但此后再无类似行为。

　　但他也会生气。有读者曾因其体味过大而当面责问,“干吗不穿干净一点?”陈虎则用一脸愤怒回应。

　　也有不少流浪拾荒者将杭图作为睡觉的场所。对这样的人,管理员会试图与之沟通。音像区管理员陈夏说,尽管管理员并不会歧视流浪者,但敏感是他们的共性。“有些不理解我们,觉得我们看不起他们。”

　　陈夏曾在开水间,碰见一名正用饭盒接开水的流浪读者。对方见她立马走出开水间,并尽力躲在角落,等没人了再去。他显然是怕旁人闻到饭的馊味。

　　音像区管理员涂玄靖说,曾有一名流浪者想坐在一位女孩对面,刚坐下女孩便走了,流浪者为此大发脾气。“如果有人会因流浪者的体味而表情诧异,他们立马就会感觉到。”

　　“他们都很敏感,他们也有自尊。”陈夏说。

　　白天看书写诗 夜宿街头

　　除了陈虎,还有一位终日伏案写作的流浪者。

　　他是32岁的安徽太和人谢斌。在11月初的杭州,他仍穿一件短袖T恤,穿一双崭新的绿色解放胶鞋。单看外表,很难将他与流浪者联系起来。但靠近了,还是能够闻到一股汗酸味。

　　谢斌在图书馆不分日夜地写作,几乎两个星期,他就能写完三四个笔记本,一个装满本子的手提纸袋,被他随身携带。

　　文学似乎是他最大的梦:“试图从那古典文学的芳香中寻找灵感……寻找快乐也寻找失落。”、“把所有的心情郁闷化作诗歌出发,把世上美好的事物装入诗歌出发。”、“原来文学这条道,对谁都不是直的”。

　　谢斌给每段诗都编了号,至今已逾160首。在他的笔记本首页,记着一家诗刊的地址和邮编。他准备再写一些,就对外投稿。

　　来杭图以前,他去的最多的是书店。在他的印象中,图书馆是收费的。直到他听说杭图不仅允许流浪者入内,还有空调和桌子,他打消了回家的念头,“家乡的图书馆还不如杭图的一个角落大”。

　　报纸杂志区的散文、小说、人民文学和各家刊物,他都有所涉猎。他最喜欢余秋雨的散文,“没什么政治成分,无拘无束”。

　　出身农村的他中专毕业,六年前进入浙江台州一家私人鞋厂做小工,月薪4000多元。但鞋厂每年只开工两三个月。他转到杭州务工,发过广告,传过菜。但他总不自觉将薪水和鞋厂相比,“干俩月还没鞋厂一月收入高,干脆不干了。”

　　等待鞋厂开工的日子里,他用写作打发时间。他每天一早会去趟劳务市场,如有日结薪酬的零工就干,没有则泡在图书馆写作,中午买几个包子、馒头充饥,夜晚睡在地下室或街头。走在路上,他会留意街边的垃圾桶,偶尔从中捡出小半袋零食。

　　谢斌算了算,半年共花了三四千元,按这样的开销,足以撑到鞋厂开工。

　　他写下这种畅快:“我不怕找不到工作,是怕找不到图书馆这么安静学习的地方……可以继续阅读,继续写作。”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章楷、陈虎、谢斌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