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5日，在杭州一辆公交车上发生一起纵火案，造成30多名乘客受伤。今天，“7·5公交纵火案”在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犯罪嫌疑人包来旭半躺在病床上出庭受审。
纵火犯罪嫌疑人当庭认罪
上午9点整，6名法警推着躺在病床上的包来旭来到杭州市中院1号法庭被告席。包来旭头发全无，盖着蓝色的被子，脸上有明显被烧伤的痕迹，面容也略显憔悴。随后，审判长宣布开庭。
2014年7月5日7点多，包来旭搭乘一辆黑车从义乌到达杭州汽车南站，之后漫无目的地一路走走停停到了西湖边，16点多逛到灵隐寺附近，之后随机上了一辆牌号浙A3A853的7路公交车。
上车前，包来旭扔了手机和所有能证明身份的物品。上车后，他选择坐在了面对下车门的折叠座位上。17时03分，当载满乘客的该7路公交车行驶至东坡路与庆春路交路口时，包来旭打开双肩包内的塑料桶，将携带的“天那水(香蕉水)”倒在车厢地板上，并用打火机点燃，顿时引发车内大火。
杭州市人民检察院公诉检察官说，纵火案共造成33名乘客不同程度烧伤，其中20人重伤、5人轻伤，还有5人轻微伤。部分乘客财物被焚毁，公交车辆严重受损。“33人的医疗费用到目前已达1300余万元，且还有伤者在医院接受治疗，费用还会增加。”
公诉机关认为，包来旭在城市繁华地段、人员众多的公交车上倾倒易燃物品故意放火，造成多人重伤和重大财产损失，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其主观恶意极大、极深，造成的后果特别严重，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放火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包旭来当庭认罪，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和事实表示均无异议。
“我为什么在公交车上放火”
包来旭，男，1980年3月18日出生，小学文化程度，住甘肃省漳县石川乡虎龙口村五社。庭审中，包来旭说话时，虽然声音低沉但吐字清楚，思路清晰。
据警方调查，包来旭常年离家独自在浙江等地打工。2013年10月，因肺结核病复发，他曾到杭州治疗，后因经济、疾病及性格等原因产生轻生念头，同时为发泄对社会不满，决定采用在公交车上放火的方式报复社会，并选择到杭州犯案以扩大影响。
包来旭说，选择杭州是因为杭州是省会城市，影响大。“自己患有肺结核但无法根治，要治疗就必须停下工作，但停下工作也就无法生活，这中间的矛盾让自己痛苦不堪。在这种心理折磨下，（我）就想出了要用极端的方式来‘解决’。”包来旭说。
“我想要轻生。”包来旭说，那天早上来到杭州，没有地方可以去，他就漫无目的地走，快到傍晚，看到一辆公交车就上去了。因为想一死了之，上车前他还扔了手机等，“就是不想让人再找到我、联系我”。
“后来，听到车上广播说‘快要到站了’，我想再不做就没有时间了。”包来旭说，他以前就知道“天那水”是易燃品，因为工作中曾用“天那水”调过油漆。“但是，我不知道那水烧起来会这么厉害，也不知道会伤及这么多无辜，而且受伤的都和我一样，是普通老百姓。”
“点火之后听到叫声、哭喊声和砸破玻璃的声音，几分钟后，自己就陷入昏迷。”包来旭说，“车上的乘客我都不认识，现在我已经知道他们都受了很大的伤害，我很后悔，没想到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但现在后悔也没用了，我必须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承担后果。”
“现在说什么都已经晚了”
包来旭是此次纵火案伤者中烧伤最为严重的，全身烧伤面积达95%以上，且多为深三度烧伤。双腿脚踝以下部分已被截肢。半年多的治疗中，他做了十余次手术。
开庭前，法院对包来旭的身体状况进行了评估。在明确包来旭伤情及精神状况稳定，具备出庭受审能力的前提下，法院为包来旭准备了摇杆式床铺，允许其躺靠受审，并依法为其通知援助律师出庭辩护。
今天，在持续约两个半小时的庭审中，控辩双方主要围绕放火动机、作案手段、致害后果等问题展开法庭调查与辩论。被告人在整个庭审过程中情绪平稳并流露出悔意。
包来旭的辩护人、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金亮新认为，包来旭有从轻从宽情节：是初犯偶犯，如今的严重后果不是他追求和愿意发生的，并知罪认罪悔罪，多次表示如果被判死刑愿意捐献器官。
检察机关认为，包来旭既明知“天那水”是极易燃烧的烈性燃料，又明知在公交车上放火极易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危害公共安全。在此基础上，他仍然积极准备用于放火的一系列工具，并选择周末交通高峰时段为放火时间，选择闹市区中人员众多的7路车作为放火地点，可见其完全是故意犯罪，而且是直接故意。
公诉人说，因为包来旭的放火，给无辜乘客的生命健康造成了极其严重的伤害。这起案件是对公共安全的严重危害，是对人身财产权利的藐视践踏，同时又是对法律和秩序的公然挑战，是放在任何文明社会都不能容忍的行为。
“这也是一个让人无比痛心的案件。痛心的是一个又一个无辜民众成为受害人，痛心的是一个又一个家庭遭受飞来横祸，痛心的是被告人会选择以这样极端的方式来解决自我问题。
“在生活中，我们会有顺境，也会有逆境，会有坦途，也会有挫折。这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事情。
“父母的养育，亲友的关怀，找到一份工作，有合法的收入，生病了可以到医院治病，在外有远方的家人牵挂，这些看似平淡的生活，尽管波澜不惊，却何尝不是另一种幸福。这样的幸福，包来旭也曾经有过。遗憾的是，他看到的更多是生活中的不顺心、不如意，并把这些负能量的东西，无限夸张，无限放大，最终钻入了违法犯罪的‘死胡同’。”
庭审最后阶段，公诉人宣读的上述公诉词让许多在场旁听者陷入深思。
庭审结束前，审判长问包来旭还有没有话要说。包来旭说：“为什么当时我拿着针去义乌的大医院、社区医院，没有一家医院肯为我打针……当时要是给我打针，也许就没有这么多事了。我知道，现在说什么都已经晚了。”
上午11点30分，法庭休庭，随后宣布将择日宣判。
本报杭州1月28日电
（责任编辑：宋雅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