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国企改革：除了万亿诱惑，还有沉重包袱
“国企改革”成地方两会热词，凸显代表委员对提振地方经济急迫愿望
本报记者于浩综合报道
截至2月1日，除广东、吉林、海南外，全国已有28个省份召开了地方两会。在各地两会上，国企改革这一热点话题再次被频繁提及。
有媒体统计，目前出台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几乎都涉及了国企改革的内容，还有部分省份将此列为2015年工作重点。但仍是表决心居多，实际推进力度并不大。
国企改革“挽救”地方GDP？
记者梳理各省份的政府工作报告发现，2014年各地经济增长“成绩单”显示，除西藏持平(12%)外，27个省份GDP实际增速未达到预期目标。对于2015年GDP增长目标，上海首次未设定具体增长目标，除西藏持平外，其余26个省份下调预期目标。记者采访时，有专家表示：由于各省发展水平不同，其实对于GDP是否科学增长这一概念也不尽相同，政府所谓“科学增长”也应区别对待，很多省份离开较高速增长还是会产生一些发展问题。
但由于10多年来形成的投资性增长，其中主要体现为土地财政增长要想一下子转型并非易事，于是国企改革由于其巨大的资本属性被寄予转型厚望。而新一轮国企改革浪潮正在全国各地加速推进，迄今已先后有20多个省市出台了国企改革方案。分析人士认为，这场超过万亿元资金的资产改革盛宴，正接棒土地财政成为地方经济新的原动力。
江西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今年将重点抓好江铜、新钢、省盐业集团等改革试点，加快江钨、江中等战略重组，推进省招标集团、中江国际混合所有制改革，完成省能源集团、建材集团公司制改革。
甘肃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扎实推进酒钢等5户企业改革试点，有序推进“一企一策”改革，进一步完善现代企业制度。鼓励民营资本参与国企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湖南省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将推进国有资本运营平台组建、企业重组整合、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企业办社会职能分离等试点工作。
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指出，2015年上海将继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快开放性市场化重组，稳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重庆市人民政府市长黄奇帆表示，推动市属国有集团层面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快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步伐。坚持以管资本为主，以整合资源为重点，加强国有资产分类监管。推进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和投资公司试点。
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提高国有资本证券化率，调整优化国有经济布局，把国有资本更多集中到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扩大公共领域市场化试点，鼓励社会资本进入轨道交通、镇域供热、水环境治理等领域。
浙江省政府报告指出，今年要积极推进国资国企改革，以港口、交通等投资运营平台建设为突破口，推进国有企业、国有资产整合重组。鼓励支持民营企业加快股份制改革、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国企难甩沉重包袱
国企改革在2014年地方两会就被列为重中之重。一年过去，除少数省份有推进动作，大部分地方政府仍处于政策制定阶段。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国企包袱沉重。
“国有企业改革首先要解决国有企业沉重的‘包袱’问题。包袱这么重，怎么吸引民营企业进入？”北京市政协委员、京能集团党委常委、副董事长付合年在北京两会上直言不讳地指出。付合年表示，目前，京煤集团在机关人员精简及奖励机制等方面做出了改革，但是老国企负担重仍然是最棘手的问题。
开滦集团公司总经理、副董事长、党委副书记裴华在河北两会上提出企业办社会负担沉重。
开滦集团是一个有着137年开采历史的国有大型煤炭企业。裴华说，国有企业办社会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是一项非常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年补贴在10亿元左右。尽管近年来国家、省市都出台了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的相关政策，但还没有制定具体的操作性意见，总体工作进展不快。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周放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了问题所在：“关键原因是地方政府不愿意接这个烫手山芋。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本质是割掉计划经济的尾巴。企业想割，地方政府官员不想接。一怕多事、二怕负担、三怕挨骂、四怕担责。能不管就不管，能拖就拖。”
周放生认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需要与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联系在一起，“由国家统一部署，下决心力推”。
裴华在河北两会上建议：加快推进破产社区移交，生活小区分类分步分系统移交，其他社会职能整体移交。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并建立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地企互动的协调机制，制定目标任务和具体措施，明确责任主体和解决期限，高效推进落实。
据最新消息，相关专业人士称“此次国企改革配套方案中，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方案可能最先出台。”
国企“世袭制”情况普遍
企业陈旧的人事管理制度也是国企机制活力差的原因之一。一方面，大到中央企业，小到地方国企，“家族化”“世袭化”现象相当普遍。另一方面，国企招聘暗箱操作屡见不鲜，有些岗位甚至明码标价。
江西省政协委员许秀柏介绍说，在江西省一些垄断型国有企业，“打江山，坐江山，传儿孙”的想法几乎根深蒂固，并潜移默化地印在了一些从计划经济走过来的职工头脑中。他们对企业有着强烈的依附要求。“正因为此，三代同堂、四代同堂在国企中是大有人在，再加上联亲联姻，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家属企业。”
许秀柏还指出，由于国企招人公示不公开，招人程序不透明，导致暗箱操作现象屡有发生，有些手握人事大权的国企领导甚至对外明码标价。“据我们调查，国企进人的价格从2万元到10万元不等。由于暴利所在，在国企招聘中还出现了黄牛党，专门为应聘人员牵线搭桥，从中收取中介费。”
更让人堪忧的是，有的国企一线员工拿着高薪，却不干活。许秀柏举例道：“现在很多电力部门的安装工、电信部门的接线工，都是请农民工代干，国企一线职工变成了‘二老板’。长此以往，国企子弟就会变成八旗子弟。”
许秀柏建议各国企招人必须“逢进必考”，由于自身原因无法组织招聘的，可委托所在地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进行统一招聘。
许秀柏认为，国企所有招聘程序都要公开，所有规定要在国家、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的网站上公布，接受全社会的监督，避免“萝卜招聘”。“更为关键的是，国企招聘一定要公示。通过层层公示，做到阳光招聘、阳光考试、阳光录取。”
国企负责人薪酬改革
建立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健全国有企业负责人激励约束机制被当做国企改革的重中之重被频繁提及，出现在江西、河北、贵州、北京、宁夏等省份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此外，安徽明确提出着力完善国有企业监管制度，健全国有企业负责人激励约束机制。河北省要求严格规范国有企业管理人员薪酬待遇制度，扩大市场化选聘比例。
长期以来，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的薪酬体系备受诟病。不少负责人既是高管领取高薪，又是高官拥有行政级别。薪酬改革的推动，约束与激励相结合，将从长远推动国企改革的全局。
在湖北两会上，湖北省人大代表、湖北三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李万清说，国企负责人薪酬改革是国企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将会大大提高企业管理效率。未来还需要国企加强体制机制方面的创新和激励机制的改革。
湖北省政协委员、民盟湖北省委副主委钟国伟说，国企负责人薪酬改革，既要改善不合理的薪酬结构，又要完善薪酬监管体制。对一些垄断性行业企业的负责人，如果其薪酬与贡献脱节，就应当降低。而对于竞争性领域的企业高管，特别是一手把企业做大做强的，就应当充分发挥薪酬激励机制，适当给予高薪。
北京市政协委员、首旅集团副董事长丁同欣认为，国企改革要先建立市场化机制。“国企改革有很多种方式，不一定仅仅是混合所有制，最重要的是要引入市场化机制。”丁同欣说，“国企改革不是说把民营企业引进来国企就活了，应该重视体制机制方面的改革。”
上海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探索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实现任期契约管理全覆盖，统筹推进企业领导人员薪酬制度改革。
随后，1月27日，上海市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举行的“深化国资改革，促进企业发展”为专题审议会上又传出上海国资国企改革的新动作：对国有企业全覆盖实行任期制契约化管理，建立长效的激励约束机制。
（责任编辑：宋雅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