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皇岗海关物流监控处物流监控六科8名关员涉嫌放纵走私一案，5日在深圳福田区人民法院开庭，庭审披露出令人吃惊的腐败案情：科室间、上下级、前后任，腐败毒素交叉感染，甚至建立起了腐败机制、分配标准。更为严重的事实是，这一重案和去年曝出的深圳沙头角海关腐败窝案十分类似。海关履行把守国家经济大门的神圣职责，焉能成为腐败多发之地？这种“抱团腐败”模式务必铲除。
珍珠走私牵出黑幕
2012年6月25日，深圳皇岗海关物流监控处物流监控六科接到海关风险布控部门下发的一个查验指令：要求查验车牌号为粤ZGJ95港的货车。而正是这辆车涉嫌载着近百公斤的走私珍珠入境。
记者从深圳海关了解到，该珍珠走私案查实案值2010万元，涉税732.5万元。检方指控，皇岗海关物流监控处物流监控六科科长李国强等3名关员在接到查验此车指令后，存在违规操作和放纵走私的行为。
也正因这批珍珠放纵走私，使得物流监控六科3名关员被深圳海关纪检监察部门调查，并“顺藤摸瓜”揭开了物流监控六科多名关员长期放纵走私的黑幕。
随着案件调查的深入，存在已久的物流监控六科的腐败黑幕被逐渐揭开，并牵出了另外5名关员。最终，物流监控六科8名关员，因涉嫌放纵走私，被检方提起公诉。
检方指控，李国强等其中7名关员共同受贿数额分别为125万元、125万元、20万元、19.4万元、11.2万元、10.4万元、7.8万元。
“收钱放行”成惯例
由于很多跨境物流公司存在货物申报不规范的情况，按照规定，海关查验到不规范的申报单需要退回给物流公司重新申报。为了提高物流“效率”，一些物流公司便与海关查验人员达成默契，制定出“按车收费、按岗分赃”的腐败规则。
检方指控，物流监控六科7名关员收受物流公司“好处费”，放行问题车辆。证据显示，物流监控六科自2011年10月就已开始收受“好处费”，一直持续到2014年3月案发之时。
李国强在庭上说：“快运装载货物比较杂乱，填单如果一一列举比较麻烦，快运公司想尽快通关，如果被查到（货物）与单子不符，打回去重新办理的话需要5天时间。打了招呼，我们就放了。”
科员黄延彬在庭上当庭认罪并表示，根据李国强的指示，他作为联系人负责与4家物流公司联络。如果物流公司的货车被海关风险布控部门确定为查验车辆，物流公司会给其与李国强发短信，然后其将信息转发给当班的副科长和科员，直接放行涉嫌走私等违法行为的问题车辆。按照6000元/车（目的地为广东省内）或1万元/车（目的地为广东省外）的标准向物流公司收取“好处费”。
由于私放车辆需要多个环节“通力合作”，收下的这些“好处费”科室便进行内部“统一分配”：科长12%、在转关查验台值班的副科长17%、不在转关查验台值班的副科长每人5%、负责查验的关员每人15%、联系人8%、留存科室经费8%。
留存科室经费作为“公账”由黄延彬保管，当其于2013年3月被调离物流六科时，“公账”上有10万元余额，移交给下一任“联系人”。黄延彬在庭上说，“公账”一般用来科室聚餐、活动等花费，“但由于那段时间正好是上面风声比较紧，很少出去花钱。就算科里面有聚餐，也是物流公司去安排的”。因此，较少动用到“公账”。
换领导不换“腐败规则”
为了预防腐败，权力部门普遍实行轮岗制度。令人震惊的是，在物流监控六科科长、副科长、“联系人”的人事更替过程中，腐败链条却始终未断，而是“代际相传”下来。继任的物流监控六科的科长和副科长们把腐败规则也“继承”了下来。正因如此，因参与科室腐败黑幕而落马的7名关员中，有前后任的2名科长、3名副科长、2名科员。
张斌在庭上说，他调到物流监控六科担任副科长后，虽然没有人跟他提过“好处费”的事情，但他在工作中慢慢感觉到了物流公司给科里送了“好处费”，“因为这种情况很普遍，我不想把自己边缘化，成为孤家寡人”。
李国强和黄延彬在庭上都供述，他们曾向其他科室请教过“好处费”分配经验，参照其他科室的分配标准确定了该科室的分配比例。面对公诉人的问题：“其他科室也存在收好处费的情况吗？”李国强作出了肯定回答：“其他科室都存在。”
重拳打破“抱团腐败”
皇岗海关物流监控六科的“腐败模式”与去年曝出的深圳沙头角海关腐败窝案很相似，都属同一科室、腐败“分工”明确。如何进一步完善轮岗交流制度，切断腐败“交叉感染”“代际相传”链条，成为当地海关反腐、防腐路上一大重大挑战。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张紧跟表示，深圳海关连发类似腐败窝案透露出日常监管中的软肋，如果基层查验科室达成一致“协议”，将导致查验形同虚设。对此，应避免一个科室长期单独执法，并加大上级对查验情况的抽查力度。此外，还要进行信息公开，让公众监督，设立多种举报渠道让公众参与到监管的队伍中来。
对这起案件的庭审，新华社记者将密切跟踪。在2月5日的庭审中，4名关员已出庭接受讯问，该案将择日继续审理。 据新华社
（责任编辑：宋雅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