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临近，不少被欠薪的农民工还在通过各种方式讨要“血汗钱”……
从2003年熊德明讨薪事件引发全国关注，到2015年初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对外发布《关于加强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案件查处衔接工作的通知》，各相关部门重点处理农民工欠薪难题已长达10余年，但现实中依然是“部门年年发文、欠薪年年依旧”，如今欠薪事件仍呈现高发、多发态势。
在具体操作中，一些部门的重视只放在“嘴上喊喊”，但在实际中往往像对待皮球一样“脚下踢踢”。欠薪问题是真的无解？还是无心去解？
讨薪常无门：“讨”字透出多少无奈
一个“讨”字，背后藏有多少农民工的辛酸？！当前中国约有2亿农民工，每到年关往往曝出众多欠薪事件——
有的公司小老板要么拖延玩“无赖”，要么干脆就失联；有的大公司则玩“深沉”，讲公司困难要农民工发扬风格；甚至有一些基层政府工程项目也出现拖欠。
以湖南为例，湖南在去年底开展的农民工工资支付专项检查行动中，就发现341家单位存在欠薪隐患，涉及农民工9万多人、工资达2．6亿元。
来自湖南的刘文，就是这样一位被拖工资的农民工。2013年初，刘文组织近20名农民工，通过总包工头，参与商住楼盘江西南昌市保利东湾的刮瓷工作。工程完工后，但因总包工头胡水根对结算工程款并不满意，向法院起诉开发商和建筑商，结果导致刘文和工友们的15万元工资迟迟拿不到。
上头“神仙”打架，底下的农民工却“遭了殃”。因为不明白事先需签劳务合同，所以刘文和工友们求薪无门。“老乡介绍来打工，我们也不知道应该签合同。”刘文说。
类似这种没有签劳务合同的情况当前十分普遍。江西省律师协会农民工维权指导中心律师欧阳承惟说，农民工因文化程度较低，没有劳务合同等相关凭证，仅凭口头约定，这成为农民工“讨薪难”的一大“软肋”。
记者在采访中，随机拨打了在劳动部门登记欠薪投诉的几位农民工的电话，发现欠薪情况都惊人相似：没有劳务合同等相关凭证，与“老板”只有口头协议。
真正能起到“农民工保护伞”的现行法律法规，前提都是基于农民工应具有合同等机制，但这往往脱离实际情况。试想，不少农民工有个活干就“感恩戴德”，谁要是事前签合同无疑被视为向老板叫板！一些农民工为了来年还有活干，也不得不对老板的“潜规则”忍气吞声。
专家建议，相关法律法规不能“坐等旁观”，应主动保护在前，事先要为农民工入工服务到位。
底层接盘：农民工是链条末端的“牺牲品”
综合人社部和各地情况来看，今年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事件依然集中在建筑工程领域，同时煤炭、冶金、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和餐饮服务等行业拖欠问题也明显增多。
“建筑行业一直是农民工欠薪的高发区。”南昌市劳动监察局副局长史震宇说：“工程项目中的层层转包、分包、挂靠等问题是影响劳动监察部门为农民工讨薪的重要因素。”
从关系上看，开发商、承包商、劳务分包、农民工形成了建筑行业密不可分的关系链条。劳务公司作为支付农民工工资的用人单位，大多数预先垫付工资，一旦开发商与承包商间出现问题导致工程款延迟支付，劳务公司就无力垫付，处于关系链条末端的农民工就成为“老板们”的牺牲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邱小平表示，施工单位出现的拖欠工资问题，多数是经济承包纠纷与劳动纠纷交织在一起，形成很长的债务链，增加了解决欠薪的困难。
有业内人士表示，对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资款问题的通知，有关部门去年发一个，今年再发一个，明年还要准备发，“十多年来，这样的文件数不胜数，但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杯水车薪：保证金也难有作为
欠薪问题难解决，曾作为资方“紧箍咒”的工资保障金也没能起作用。据介绍，每个建筑工程开工之前，开发商与承建商双方必须按照工程合同价款的一定比例向银行专户存入工资专项资金。工程合同价款低于1000万元的按1．5％收取，高于1000万元的按1％收取，并实行专户存储、专项支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
面对老板之间的纠纷，解决农民工欠薪这种情况能否动用工资保证金？南昌市劳动监察局副局长邓文辉表示，动用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的情况各个省份都不一样，以南昌为例，动用条件是在承建商确实拿不出钱支付农民工工资时，由承建商申请以后才能动用。
他说，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必须由承建商申请，再经过建委、劳动部门审批才能动用，建委和劳动部门无权动用。即使申请动用，保障金数额太少，根本不够用。
欧阳承惟认为，农民工工资保证金不能过空、过虚，要真正发挥其作用。当前一些地方已建立了工资支付应急周转金制度，以避免出现激烈冲突事件，这些有益经验应鼓励探索。
还需动真格：部门间不能“踢皮球”
农民工欠薪事件屡屡发生，这显示对劳动者、对弱者法律法规的“保护网”还没有编织完备，整个社会上尊重和保护劳动者、特别是保护弱势劳动者的制度和文化也远远没有形成。
记者查阅发现，从2004年建设部、发展改革委等16家部门联合发过《关于进一步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问题的意见》，再到2010年国办专门发出紧急通知督促各地各机构切实解决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几乎每年都有重头文件，但目前相关问题依然存在。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部分县市的清欠办由劳动监察、建委、工会、公安等多部门组成，但推诿扯皮时有发生，常对一些劳动违法行为不闻不问、相互推诿。
在山西太原讨薪的农民工邵佳喜就有这样的经历。他介绍，自己去年以来到太原市小店区信访办去过3次，区劳动局去过3次，太原市劳动局去过1次，乡政府去过3次，区政府去过1次。“信访局推劳动局，劳动局推乡政府，把我们像皮球一样 踢来踢去 。”
欠薪顽疾久难根治，落实不力、执法不严是重要原因。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樊明表示，要解决欠薪问题，还需从政府出发，重拳出击，发挥主动性为农民工办实事。
沈阳建筑大学教授刘亚臣等专家建议，开发单位和建筑商应设立专门的工资发放账户，专门用于定期支付工资款，主管单位对要责任单位进行监督，要逐月发放工资，以免年底总拖欠。
在新华社报道的追踪下，经过当地政府部门的强力介入，湖南的刘文包工队终于在春节前拿到了工资。“过去的几年里，我很少能让大家这么开心地回家过年……”谈到艰难讨薪历程，刘文眼眶有些湿润。
专家们指出，希望各级政府能切实发力，真正建立起强有力的预防和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长效机制，改变“部门年年发文、欠薪年年依旧”的局面。
(原标题：新华调查：年年发文年年讨，农民工欠薪难题咋能无解？)
（责任编辑：袁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