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下午，《关于授权国务院在北京市大兴区等33个试点县（市、区）行政区域暂时调整有关法律规定的决定（草案）》被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多数委员同意该草案的主要内容，但也有不少委员提出了修改意见。
草案规定，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在北京市大兴区等33个试点县（市、区）行政区域，暂时调整实施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调整的方向是有条件地允许存量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交易，下放部分宅基地审批权限，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现有法律对征收集体土地补偿的规定，采用更灵活的安置措施。
该制度改革是为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的要求。草案写明，上述调整在2017年12月31日前试行，对实践证明可行的，修改完善有关法律；实践证明不宜调整的，恢复施行有关法律规定。
委员意见：如何判断“改革可行”？应有更明确标准
改革整体时限不足3年，这一点吸引了许多委员的关注。杨卫委员和列席的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唐龙都提出，在这3年内出让的土地，如果到期决定恢复原有法律，不允许出让，应当如何处理——是尊重在这两三年已经签署的出让合同，还是逆转？这涉及到试点期间土地出让投资方权益的保护问题，应该从法律上予以考虑，并作出具体的说明。
姚胜委员则指出，对改革试点可能产生的影响，建议补充说明，如何定义“实践证明可行”或者“实践证明不宜调整”，本身也应当有一个判断标准，这样，委员才能在3年后依据具体指标来判断改革究竟成功与否。
郎胜、吴晓灵、廖晓军等委员则提议，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加强监督和把握改革成效的角度，应当在改革中期就进行评估，并由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做试点工作情况的中期报告，时间不晚于2017年上半年。
委员意见：宅基地审批权限不宜过度下放
草案提出，“使用存量建设用地的，下放至乡（镇）人民政府审批，使用新增建设用地的，下放至县级人民政府审批”。不止一位委员提出，宅基地审批权下放一条还可再斟酌。
闫小培委员说，他个人不主张下放批地权，原因是过去经济高速发展时一度将批地权下放至乡镇，导致大量批地，出现“村村点火、户户冒烟” 的粗放式土地利用状况，后来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经过多年的努力，逐渐上收批地权到计划单列市和省里，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土地滥用。
“国土资源部是否可以解释一下，现在为什么要把批地权放下去？” 闫小培委员询问，“实际上在乡镇一级，专业技术力量是比较薄弱的，要他们来做审批，技术力量是不够的。再有，虽然我们强调了要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但是实际上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比较粗的。由于这两个原因，这个权力下放以后，很难保证改革要达到的目标不走样。如果仅仅是为了加快审批速度，建议不做调整。”
朱静芝委员同样反对将审批权下放至乡一级，“关键一是技术人员不足，二是政策水平不高，三是随意性太大，四是优亲厚友管都管不住。”买买提明?牙生委员则提议，将两种情况统一起来，集中到县市区人民政府审批，同时，进一步强化省一级人民政府的具体监督作用。
委员意见：建议将监督机关从国土资源部改为国务院
不少委员提出，对于草案中“国土资源部要加强对试点工作的整体指导和统筹协调、监督管理，按程序、分步骤审慎稳妥推进”一句，考虑到法律授权的规范主体、协调各方面工作的层次等原因，应当改为由国务院负责整体领导。
丛斌委员提出，该草案如通过，国务院应出台33个县区怎么落实三项法律修改内容的实施细则，出台具体措施。严以新委员则进一步表示，草案内容相对简单，说明文件中的保障措施和细则，都应该在和人大充分协商的基础上，充分听取人大常委会和各专门委员会的意见，尤其是关于第9页修改保障农民最低收入水平的问题，需要把好关。
沈春耀、冯淑萍等委员表示，现在的草案从措辞、结构等方面还有一些不清晰、不明确的问题，例如包括底线原则在内的部分重要内容在草案正文中并未体现，“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的属性究竟由谁、如何确认也不清晰，为了不给后面的实行带来问题，这些都应当在现阶段解决。
（责任编辑：袁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