蒜农带着孩子在韩国大使馆前讨说法。
大人给孩子身上贴上标语。
孩子们和家长在路边就着大蒜吃午饭。
大一些的孩子帮大人准备午饭。本组摄影/本报记者 黄亮
与韩国的2200吨大蒜出口贸易，成为了山东临沂兰陵县的几十位蒜农羊年春节最大的期盼。然而，就在春节临近时，因为被韩国农管所认定为质量不合格，被退货的蒜农们一夜间由坐等韩方结款变成了负债上百万。
临近年关，走投无路的蒜农们带着妻子、孩子、父母等家人，一行近30人从山东临沂兰陵县老家来到北京，在韩国驻华使馆门前和租住的地下室间过着两点一线的生活。
除夕夜，蒜农王连全夫妻带着4个孩子，窝在3人间的地下旅馆内，吃着从老家带来的山东煎饼和咸菜，在异地他乡，过了一个没有饺子、没有团圆饭、没有亲戚朋友的新年。
跨国贸易变成巨额债务
“不知道这些债我这辈子能不能还完”
去年12月，韩国农水产食品流通公社通过招标向山东临沂兰陵县蒜农收购大蒜2200吨。大蒜在发货前，整体备货流程均有韩国农水产食品流通公社专职人员在场监督检查，并在韩国方面验货合格之后方才装箱发货。但货物到达韩国釜山港口后被韩国农管所认定为质量不合格，韩国方面要求货物全部返送回中国。
这次贸易前期几乎所有费用都由蒜农承担，这给集资促成此次贸易的山东蒜农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原本平均年入7、8万，在农村过着小康生活的蒜农，一夜之间负债上百万。“不知道我这辈子能不能还得完。”蒜农张则营说。
几位蒜农都是土生土长的兰陵县人，兰陵县是大蒜种植基地，几乎家家户户依靠种植和买卖大蒜生活。蒜农任强说，自己上学到小学二年级就辍学了，辍学后就骑着自行车，车上用麻袋装着大蒜，走村串巷去贩蒜。从十二三岁一直干到十七岁左右，之后跟着别人进城去打工。二十岁出头，本着“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想法，又回到村里做大蒜生意，依靠大蒜赚钱娶了老婆，生养了两个孩子，到现在，已经做了20多年大蒜生意了。“这么多年，从来没遇到这么大的坎，以前做生意赔钱了，手里还能有点本钱继续做生意赚钱，把资金周转起来，这次手里一点钱也没有了，也没人愿意再借钱给我们了，银行也不贷款给我们，我们的出路断了。”
这位山东汉子说着说着就抹起了眼泪：“太心寒了，没办法了。”他说，父母在农村老家，为了给自己省钱，能少吃一顿饭就少吃一顿，自己劝也没用。这次带着老婆孩子来北京，任强身上只带了1600块钱，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余钱，花完了就去北京街头找个活儿干，“苦力活儿脏活儿累活儿，我都能干。”看着任强抹眼泪，其他几位山东汉子坐在旅馆的小床上，都叹着气，用手一遍遍摸着脸，沉默不语。
王连全60多岁的父亲坐在宾馆的小床上照顾着不满10岁的三个孙子，很少抬头说话。王连全说，父亲担心自己在北京的情况，一定要跟着来，只好留母亲一个人在家里，这几天老家亲戚打电话给自己，说母亲生病去医院了，“我母亲她心情不好，心理压力大，在家也不想吃饭，还要面对来家里催债的人，身子就扛不住了，她不让亲戚告诉我们她生病了，我亲戚偷偷打电话告诉我们的。”王连全的父亲在犹豫要不要回老家照看自己的老伴儿：“我两边都担心，都放不下。”
任强说，自己之所以把老婆孩子都带来北京，是因为家里实在没办法待了。“都是上门要债的人，咱欠了人家的钱，实在对不住人家，不管咱出了多大的事情，都不能坑别人，但咱现在真的没钱了。”蒜农张则营也说：“我平时不欠任何人的，可现在面对这么多的债，我真的无能为力。我上有老下有小，必须扛住，实在扛不住了就只能借酒浇愁。”
正说话的空当，任强的手机响了，他看了一眼手机，脸色沉重了一些，拿着手机走出房间去接电话。旁边坐着的蒜农说，肯定是催债的，“他一天接到3、4通催债的电话，不管他说什么人家都是逼着还债，压力特别大。”
谈话的中间，王连全的妻子出去买了点香蕉和橘子放在床上，让大家吃。房间里大人们都没有动，小孩子们从其他房间跑进来开心地拿着吃。任强的女儿也跑进来，看到香蕉很兴奋地伸手要拿，任强小声呵斥了一句，示意女儿不要拿。女儿很失望地看了一眼香蕉，沮丧地走出门去。其他蒜农看到了赶紧拿着香蕉说：“让孩子吃啊，孩子想吃就让孩子吃。”任强低着头，用手擦着眼睛说：“是人家花钱买的。”
蒜农们都说，因为对方是韩国政府机构，大家一直都十分信任对方，觉得既然是政府行为，起码不会欺骗大家，但没想到，这次贸易过程中，韩国方面多次出现不合情理的行为。 “这次实在太冤了，韩国那边没有诚意收购我们的大蒜，我们赔得太冤了。”
两点一线的生活
“有人愿意关注我们，就是对我们的恩德。”
自2月9日来北京后，蒜农一行近30人租住在北京东城某地下室旅馆内，其中有10多个孩子，最大的不过12岁。能住3个人的房间，他们挤了7个人。每日三餐吃的都是从山东老家带来的煎饼和咸菜，再买点方便面和饼干，除此之外，再无其他食物。碗筷、暖壶都是从山东带来的。“我们带的煎饼够吃个10来天的，能省一点是一点，就是委屈孩子了。”
蒜农们每天的行程就是在韩国驻华大使馆和租住的地下室之间两点一线地来回。早上7点左右，蒜农们开始起床洗漱，地下室的窗户透不进光，即使大白天也要开着灯，洗手间在楼道里，地下室通风不好，楼道和房间内总有一股异味。妈妈们帮孩子穿好衣服洗漱好后，10多个孩子就挤在一间房间内围着电视看动画片，饼干沾开水是孩子们的早饭，孩子们吃得津津有味。王连全说：“平时孩子们在老家都是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现在孩子们都脏成这样，我对不起孩子。”
一个不足一岁的小男孩坐在床上一个人爬来爬去，王连全的弟弟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这是这次来北京最小的孩子，最近发烧了，前两天又自己摔了一跤，胳膊脱臼了，送去医院才处理好。“最近孩子们吃得不好，北京天气也冷，好几个孩子都感冒了。昨天给这个最小的孩子买了份粥，就买这一份给他喝，其他小孩没有。”
洗漱好后，大人们拿出泡面和煎饼，各自开始吃早饭。由于外地车辆早高峰限行，他们要等到9点后才能开车去韩国驻华大使馆。9点一过，大家起身收拾东西准备出门，妻子们灌满几个暖壶，把碗筷、煎饼都装好，放在汽车后备箱内，孩子们前前后后，手挽着手，十分熟练地上车坐好，一行人前往韩国驻华大使馆。
汽车停在了距离大使馆100多米的地方，一下车，刚才还很开心的王连全6岁的儿子成成开始大哭，并使劲往后退不愿意去使馆门口。王连全妻子说，之前有一次，自己带着3个孩子来使馆门口抗议，被使馆区的警察带去过公安局。“他害怕警察。”成成的爷爷说。记者上前问成成是不是不想去使馆门口，成成噙着泪水没说话，过了一会儿说：“我爸爸的钱被韩国人骗走了。”
在韩国驻华大使馆门前，蒜农们拿出准备好的标语，孩子们主动接过来贴在自己身上。孩子们站在使馆门口的一边，大人们站在另一边。一旦有车辆出入使馆，孩子们就会冲着车喊几句：“韩国人大骗子。”
不时有人经过，大人们会把手里的标语举高一点让对方看清楚。有路人停下来拍照，王连全的妻子就冲着那人深鞠一躬，“有人愿意关注我们，就是对我们的恩德。”
在韩国驻华大使馆门口的时间漫长而无聊。孩子们就坐在路边马路牙子上，并不追逐打闹，小一点的孩子一会儿就伏在妈妈肩膀上睡着了，爸爸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裹住熟睡的孩子。“想不到其他的办法，只能这样了”，王连全一遍遍说：“怕孩子们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些日子。”
中午吃饭时间到了，大家走到一处墙壁边，从车里拿出备好的暖壶、煎饼和饼干。任强的女儿熟练地接过泡面和饭缸，自己倒了热水泡面，坐在地上靠着墙一个人埋头吃起来，有比自己小的弟弟妹妹跑过来想蹭着吃，她就夹一点面喂给别人。大人小孩沿着墙蹲了一排在吃饭，6岁的成成拿着饼干沾着白开水吃得热乎，王连全和几位蒜农剥几颗从家里带来的大蒜，就着煎饼吃起来。
吃过饭，几个孩子在难得的空闲时间做起了游戏，他们坐在地上叠罗汉，一个不小心一排人都摔倒在地上，却也还是开心地笑着。
因为下午5点后外地车辆限行，4点左右，蒜农们开始准备回旅馆。冬天的北京天色渐暗，冻了一天的蒜农们进了旅馆就坐在床上边取暖边休息。因为第二天是周末，韩国驻华使馆并不上班。几位蒜农商量，是不是出去找个按日结算的工作打点零工赚点钱。
晚上6点多钟，北京华灯初上，几位蒜农拉着孩子走在二环路上，高楼林立，车来车往，孩子们一直指着路两旁的高楼说：“这楼真漂亮。”赞美的声音和小小的身影，转瞬就淹没在车水马龙的北京街头。
地下室里的年夜饭
“过年这件事情，和我们家无关了”
除夕当天，张则营临时决定回家，下午2点才从旅馆出发。“我父母打了好几通电话，说是想孙子了，我是家里唯一的儿子，我不回去，家里就没人照顾父母了。”王连全一家带着弟弟的儿子，一共6个人留在了北京。“我没有心思过年，钱都是借亲朋好友的，我回家了也没脸见大家。”王连全说。
年三十的下午，王连全带着孩子们去旅馆附近的超市里买了些零食和泡面，顺便带孩子们在外面转转，“北京的春节不如我们那里热闹，我们农村过节气氛特别浓，北京的大街上都没人了，像空城一样。”
为了省钱，王连全一家6个人只在宾馆开了一间房。除夕当晚，王连全像几日来一样，准备了泡面和煎饼，这便是他们一家的年夜饭。“没心思过年，也没想过要吃饺子，我们在这里没有煮饺子的条件，外面饭店也关门了，买不到饺子，随便吃点就行了。”吃过饭，孩子们吵着要看动画片，电视一直放着动画片频道，至于春节联欢晚会，他和妻子并没有看过哪怕一眼。
“以前在家过年的时候，就一家人坐在一起吃年夜饭，看看春节联欢晚会。今年什么心情也没有，过年这件事情，和我们家无关了。”
除夕夜，孩子们看完动画片就睡了，王连全的母亲给他打电话，说着说着，母亲就哭了。“我母亲现在每天打吊瓶，还好我弟弟在家里照顾父母，我平时做事儿挺有干劲儿的，也有一颗不服输的心，算是条山东汉子，这段时间有时候真想哭，但都忍着没哭，我总觉得越是在困难的时候，一个爷们儿越不能被困难打倒了。”
大年初一早上，王连全6岁的小儿子成成一觉睡醒，第一句话就问王连全：“爸爸，咱们的钱回来了么？咱们还有钱买好吃的么？”王连全一阵心酸，说不出话来。大年初一直至初五，王连全一家大部分时间都窝在地下旅馆内。“实在没有心思做什么事情。”
大年初六，听说韩国驻华大使馆工作人员开始上班了，王连全的妻子执意要带着孩子去大使馆门前“看看”。虽然依然没什么结果，但这是他们唯一能做的。
“她没说什么，但我知道她心里着急。”王连全的妻子带着4个孩子去使馆。新年的余温还没有过去，可他们心里却没有一点热乎劲儿，只有不断地重复着的那句“我们都心寒了”。
春节万家团圆，几家蒜农在北京的某一处地下，吃着从家乡带来的煎饼和咸菜，只希望新的一年，事情能得到妥善的处理，好的生活还有机会能够重新再来。（文中部分人名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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