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日下午3时，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我的发言题目是《坚决打掉融资难、融资贵这个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拦路虎》。
李稻葵：融资难、融资贵是当前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拦路虎。融资难。实体经济的融资渠道非常狭窄，主要的融资渠道仍然是银行和信托。中小微企业主们经常感叹：“借贷如讨饭：讨一元十元叫乞丐，讨一万十万叫借贷。”在企业亟须再融资之时，银行承诺企业先还后贷，企业好不容易东借西挪把资金还给银行，银行却迟迟不放新贷款，形成了对企业逼债式的周期性钱荒。
李稻葵：融资贵。中国实体经济企业融资成本之高在全世界都是少见的。当前，我国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在5.5%左右，大大高于美国等发达国家，而实际利率一般都要在基准利率之上大幅度上浮。信托则需要高于10%的放款利率。
李稻葵：融资险。由于银行贷款难寻，不少企业家被逼上了借高利贷的不归路。许多变相的高利贷月利率达到了10%以上，令人咋舌。有人说：“热血澎湃高利贷，锦上添花靠信贷。有钱你是我的爱，没钱老子把你卖。” 那么，中国经济为什么融资难、融资贵？
李稻葵：首先，必须明确的是，这不是因为中国经济缺少储蓄这个融资的源泉，相反，中国经济国民储蓄率列世界之首，是经济发达国家的好几倍，而融资成本他们的却远低于我们。
李稻葵：同样，我们也必须明确，中国经济“不差钱”，融资难、融资贵不是中国经济货币存量不足。相反，中国经济的货币存量与名义GDP之比近200%，绝对值近20万亿美元，两者基本都是世界之最。因此，简单地放松货币政策，不解问题之本。
李稻葵：融资难、融资贵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经济日益加剧的融资结构投资结构严重不匹配。
李稻葵：中国经济的融资结构是以银行贷款及信托等短期融资为主。商业模式导致它们的融资只能是中短期的。反观我们的投资结构，却不断长期化。具体说来，投资已经从房地产及生产能力建设这些相对比较短期的投资项目转向高铁、城市基础设施等周期非常长的投资项目。毫无疑问，许多基础设施投资是有巨大的社会效益甚至是商业回报的，但是它们的回款周期往往长达20甚至30年。
李稻葵：当前，这些基础设施的主要投资者是各级地方政府以及相关的投资平台，拥有政府担保，比较容易获得银行贷款。对于银行而言，这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利润来源。但是这些项目会长期占有银行信贷资源。银行不断地“贷新还旧”，滚动式地为这些项目融资，这就造成了一个直接后果，那就是银行剩下来可以给企业的贷款量非常有限，从而导致企业贷款，尤其是中小企业贷款严重不足，引发了上述的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李稻葵：打一个通俗的比方，我们的金融体系就好比一个副食品店，应该是既卖酱油又卖盐。卤茶叶蛋的打酱油，腌咸菜的买盐。而现在，这个副食品店只卖酱油不卖盐。搞得腌咸菜的必须打酱油替代盐，因此，副食品店里卤茶叶蛋的和腌咸菜的都排着长队打酱油，酱油的价格随之节节高升。
李稻葵：说到此，答案呼之欲出。要从根子上解决中国经济融资难、融资贵这一难题，必须从金融体制改革上下狠功夫。
李稻葵：第一，必须把长期基础建设的融资从商业银行和信托中剔除出去。必须建立专门的针对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的长期建设基金，学习世界银行等国际开发机构的融资办法，由政府出种子资金，再提供担保，然后面向资本市场发行可流转的长期债券。如此，不仅能减少基础设施项目对银行系统信贷资源的占用，解决“打酱油排长队”的问题，而且能够使长期基础建设的融资独立于各级政府，由第三方客观评估基础设施投资项目，提高投资效率。
李稻葵：第二，适当扩大地方债规模，让有条件的地方政府直接面向债券市场募集长期建设资金，降低地方政府的融资成本，倒逼地方财政对资本市场公开透明，提高地方财政以及长期建设项目的投资效率。
李稻葵：加快金融改革，打掉融资难、融资贵这个拦路虎，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必将随之加快。(根据网络文字直播整理）
（责任编辑：袁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