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对京能石景山热电厂的工人许峰来说，迟早都会到来，但还是难免有些失落。
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他将和正常的上班族一样，开始每天朝九晚五，再也不用倒夜班了。但每天守着死寂的烟囱，让他难免觉得生活开始变得枯燥和空虚。
“早在首钢搬走之后，我们就做好了搬迁的准备。环保是大事儿，这里面的利害关系我们分得清楚，只是难免将来会遇到与当初首钢员工一样的问题：家庭和工作的双城生活。”许峰说。
3月18日，天津陈塘庄热电厂燃煤机组关停；3月19日，京能石景山热电厂燃煤机组关停；3月20日，国华北京热电厂宣告关停。京津冀治霾的脚步从容有序。
国际奥委会评估团从24日开始正式对北京、张家口进行考察，28日，国际奥委会评估团在京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介绍此次考察的相关情况。发布会上，评估团主席茹科夫说：“我们的评估访问确信，北京有能力成功举办2022年冬奥会。”
京津冀的雾霾造就了许多和“蓝”有关的词汇，比如“APEC蓝”、“两会蓝”。但伴随着北京和张家口申办冬奥会的脚步越来越近，“冬奥蓝”被寄予了更高的期望。
北京市市长、北京冬奥申委主席王安顺日前表示：“2022年冬奥会申办工作正处在关键阶段。北京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全力以赴做好申办工作。”
为了实现“冬奥蓝”，京津冀三地重拳治污的脚步从未停止，希望能有一个长久的“冬奥蓝”。
国华北京热电厂是建国后在北京建设的第一家高温高压热电联产企业，是北京市重要的集中供热热源和电力支撑点，多年以来对首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贡献巨大。
国华热电厂关停后，将削减燃煤130万吨，占燃煤电厂压减燃煤总数920万吨的14%，同时每年相应减少二氧化硫排放约1410吨、氮氧化物排放约2690吨、粉尘排放约420吨。
京能石景山热电厂是北京市第一家现代化大型股份制发电供热企业，其历史最早可追溯到1919年成立的京师华商电灯股份有限公司石景山发电分厂，是北京最早的公用发电厂，被誉为“电力工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为首都乃至全国电力建设、改革、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
京能石景山热电厂关停后，与2014年关停的大唐高井北京热电厂共削减燃煤550万吨，占燃煤电厂压减燃煤总数920万吨的60%，同时每年相应减少粉尘排放1800吨、二氧化硫排放6000吨、氮氧化物排放11000吨。
2015年3月18日21时，当工作人员依次关闭陈塘庄热电厂最后一批3台燃煤机组的操控键，标志着“服役”超过20年的陈塘庄热电厂正式关停。自此天津中心城区再无燃煤电厂。
而作为京津冀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地区，河北在过去一年为抗击雾霾付出了经济代价。数据显示，2014年河北省化解过剩产能、治理大气污染行动影响全年经济增长约1.75个百分点，影响工业增速约3个百分点。继京津之后，2015年河北也将加大整改力度，出台大气污染深入治理三年规划，进一步致力于PM2.5、PM10、二氧化硫、一氧化碳、二氧化氮、臭氧等污染物的减排。
而在重典治污方面，京津冀相继立法，合力治霾。今年1月27日，天津市人大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天津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这是继北京通过并实施《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后，京津冀地区出台的第二部相关地方法规，强调在治理举措上的地区联动。
重拳治污 助力冬奥
遵循市场 资源共享
北京市石景山区的西侧，占地7万平方公里的首钢原厂区一片安静，每一个陈旧的厂房和设备都在诉说着曾经的辉煌。为了兑现2008年奥运会的绿色承诺，首钢搬迁到了河北省曹妃甸地区。
首钢对于北京地区环境、资源的影响很早就被关注，2000年前后，社会上就有“首钢要不要搬迁”的争论。
不过，2001年的申奥成功，使得“搬与不搬”的争论出现了实质性转折。当时首钢的环境治理已列入了中国举办奥运会对世界的承诺之中。
2005年，首钢开始外迁工作；2010年，首钢涉钢产业全面搬迁至河北，而随之带走的是每年800万吨的燃煤排放以及石景山地区50%的收入。
关停、外迁，似乎成了北京在治霾方面的主要手段。根据《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到2017年底，北京市要调整退出高污染企业1200家。产业结构优化、高污企业搬迁等工作，既可以从源头上解决污染问题，也是倒逼产能过剩行业进行调整的路径。
“无论是税收政策，还是土地政策，首都对传统工业的容忍度已经非常小。‘三高一低’企业外迁是大势所趋。”一位环保业内研究员表示。
然而，北京在确定“三高一低”的外迁企业名单之后，河北和天津两地的承接热情并不是很高。
许峰告诉长江商报，京能石景山热电厂最早的搬迁计划是落户河北燕郊，但因种种原因，最后确定将迁往河北涿州。
“首都集聚的各种优势资源非津冀可比，北京不能只对‘三高一低’的企业实施外迁措施，对优势资源也应该‘忍痛割爱’。这样才能达到三地区的协同发展，互利互赢。而迁出的污染企业，也应该遵循市场的调节机制，必须在环保达标后才能被河北接受，不达标就干脆关停。”前述业内研究员表示。
联防联控 合力治污
2014年APEC会议期间，火了“APEC蓝”，这也让人们对北京的蓝天有了更多的期待。
然而，在“APEC蓝”的背后，是北京及周边地区为之付出的巨大努力。APEC期间，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四省市分区域、分时段实施应急减排。北京工地全部休假，机动车按尾号单双号限行，机关和事业单位调休放假；天津有1953家企业实行了限产限排措施，5903个各类工地全部停工；河北共有2000多家企业停产、1900多家企业限产、1700多处工地停工。
“大气污染与其他固体污染和液体污染不一样，具有较强的移动性，要想彻底治理，只能依靠联防联控。‘APEC蓝’的实践证明，治霾要走综合防治的道路。”前述业内研究员对长江商报记者说。
在防治雾霾方面，京津冀地区可以说是“同呼吸、共命运”，往往一个地区的污染会迅速扩散到整个区域。
为加快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综合治理，2013年9月12日，“史上最严”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颁布，各地纷纷拿出行动方案。方案中对“建立区域协作机制，统筹区域环境治理”做了详细描述，特别要求建立京津冀、长三角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由区域内省级人民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参加，协调解决区域突出环境问题。“区域联防联控”在防治大气污染中已成为一个被高度重视的机制。
“区域联防联控”这个词汇并不新颖，早在2005年，为保障2008年奥运会期间的空气质量能过关，就提出了“区域联防联控”的概念，并且在京津冀区域得到了实施。如今在申办冬奥会的关键时期，联防联控治理大气污染迫在眉睫。
“治霾必须加快推动形成生态的共同体。下一步将联合制定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中长期规划，共同构建区域生态安全体系。”3月21日，王安顺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5”经济峰会上表达了联防联控的决心。
不可否认的是，在《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颁布后，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京津冀大气污染的联防联控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也仍面临着多重挑战和问题。
“加强区域联防联控已成共识，但信息闭塞成了区域治污之间的壁垒，这就需要法律上进一步明确。”北京公众环境信息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告诉长江商报记者。
马军指出，京津冀三地共同治理雾霾就是区域协同的案例，三地之间需要建立信任而且共同行动，不能说河北减排减下去了，另外两个城市没有行动。减少排污的代价应该由多方共同承担，例如河北省减少工业生产的排污，应该适当地得到部分补偿。各省市为治理雾霾所投入的资金也应该联动起来，比如2014年1月，北京市市长王安顺曾表示，北京市将投入7600亿元治理雾霾。马军认为，这些钱不应该只用在北京的治霾工作上，也应该对河北省的经济转型、职工的安置和培训负担一部分费用，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信息公开且透明。
据了解，京津冀协同环保规划应该会在总体规划出台后发布，今后京津冀大气污染联防联控，也将有统一规划、统一标准和统一执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