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皇帝溥仪常用电话搞恶作剧；京城最早民用号码，只有一个数字“7”；上世纪50年代初，电话簿里就有了婚庆广告……位于骡马市大街的北京通信电信博物馆，正在为一个月后的世界电信日备展，一批珍贵史料即将呈现在市民眼前。
记者提前探访，发现有这样10本老号码簿：从印制于1911年的北京现存最老电话簿，到1999年免费发放给市民的“大黄页”，它们刚好跨越了整个20世纪。泛黄的纸张上，一串串斑驳的数码背后，也折射出上一个世纪的风雨变迁。
上世纪初
最早民用号只有一个“7”
在北京通信电信博物馆里，有本印有《宣统三年正月刊》的老号簿手抄本，这本1911年出版的电话簿，原件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据专家考证，这是已知最早的公开出版的北京电话号簿，距今已有104年之久。
如今，这本老号簿，页片已脆化。博物馆通过现代技术，将它原样投影放大成电子书。100多年前，当时北京城内只有两个电话局：位于灯市口的东局和琉璃厂的南局。前者服务内城，伺候衙门、王府；后者服务外城，对象多是商号或个人。翻开南局号簿，里面有大量商号、金店、票号、车站、饭店、住宅的电话，著名的老字号如荣宝斋、清秘阁、瑞蚨祥等赫然在目。
北京最早的电话号码从“1”开始顺序往后排。南局号码“1”到“6”是内部使用，从“7”号开始变为民用。南局“7”号是北京五城学堂(现在北师大附中的前身)的电话号码。因为当时的北京电话局跟五城学堂是邻居，近水楼台，学堂得以占了先。
当年，能在北京安装私人电话的平民并不多，一页页翻过去，发现演艺名流占据不少，比如：王瑶卿、朱幼芬、王蕙芳、张晓山等。前三位是清末民初的京剧名角，后一位开了著名票房。
十年之后，紫禁城里的末代皇帝溥仪，才用上电话。风起云涌的革命风暴，显然没有这个西洋新玩意儿更能吸引少年逊帝的注意。老号码簿旁，博物馆原样复制了溥仪的专用电话机。史料记载，他常用这部电话搞恶作剧：给当时大红大紫的京剧武生杨小楼打电话，学人家的念白，不等回音就挂断；冒充某宅给东兴楼拨电话订了桌酒席，让人家送上门……
上世纪三十年代
社会名流宅电全公开
现在的社会名流，很重视隐私，轻易不会泄露自己的电话号码。而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正好相反。那时，拥有私人电话是身份的象征，各家的号码都公开登出来，毫不避讳。
在1936年的《北平电话号簿》上，住宅电话已经大量增多，其中不乏社会名流，如余叔岩(椿树头条4号，南局1566)、马连良(翟家口豆腐巷7号，分局1466)、胡适之(米粮库4号，东局2511)、陈寅恪(平则门大街姚家胡同3号，西局568)、梁思成(北总布胡同3号，东局1202)等等，另外，当时清华大学87位教授的个人分机号，都刊登在内。
其后一本1944年的《北京电话番号簿》，是北平沦陷期间出版印刷的。前半部分是汉字号簿，后半部分则是日文号簿。让人心惊的是，封面上赫然印着一把刺刀，显示出明显的时代特征，扉页上还用四色印刷出当时的电话覆盖区域。最可耻的是，这本号码簿上，从北平打到东京的电话，竟被日方说成是“国内长途”。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到了1948年的《北平电话号簿》，可以看到内页中有的电话单位和号码的字号特别大，很是显眼。工作人员介绍说，这也是一种广告效果，需要支付一定的广告费才能使用大号字。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
号码簿折射百业图
新中国成立后，从1951年出版的《北京市电话号簿》开始，号簿在原来的按首字汉字笔画顺序检索方式的基础上，加入了行业分类检索法，将营业性质相同的放在一处，按官署、司法、学校、工会、商团等60多种行业分类。这种分类检索法既为当时电话用户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也勾画了一幅上世纪五十年代北京的百业图谱。
这本老号簿里光“汽车行”的电话就有四五十个，有的汽车行竟然已打出醒目的广告写着“租赁结婚彩车”，可见当时百业复苏。
到了1958年，《北京电话号簿》封二大幅彩印“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当时的时代主旋律。再到1965年，北京城里成立了几十个“城市人民公社”，当时的《北京市电话号簿》上“住宅”私人电话则进一步减少到只有三页，而且不列用户地址。
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版的《1967年北京市部分电话号簿》只有小人书大小，基本属于临时性号簿。至1976年，又印发了《1976年北京市电话号簿》恢复至正常大小，首页刊出了毛主席的“人民邮电”题词。
上世纪80年代
久违的商业广告回来了
改革开放后，进入市场经济时代，电话号簿最大的变化是恢复了几十年来久违的商业广告。1980年，《北京市电话号簿》的大量彩色广告，充满了摆脱计划经济的色彩。
《1985年北京市电话号簿》比1980年厚了一倍，除了大量彩页广告，又记录了“住宅”私人电话，虽然少得只有约230户，但算是恢复了老号簿的全部功能。
北京号码簿一度两年出一本，逢单数年出版。上世纪九十年代正值电话大发展的时代，电话不断地增加，电话号码往往三个月就会有变化，所以在每两年出版一本号簿期间，还出过作为原号簿的一个补充本的变更号簿。在1996年北京电话升8位这个重要年份，还专门为此特别出了一本电话号簿。直到2002年之后，北京电话号簿才正式改为每年出版一册。
1999年10月，本市向市民免费发放百万电信黄页，这是国际上对于“商业电话号簿”的习惯称谓。当时，街头巷尾，人们争相领取，“黄页”的概念一下子普及到了千家万户，老号簿则逐渐退出人们的生活。
（责任编辑：宋雅静）
